余云辉：当炮灰成为沃土，盛开的鲜花未必属于我们

逆向投资

　　——写在肖华博士《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伦理研究》出版之际（代序）
　　沉重的历史感使得中国人无法活得轻松，这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在所有王朝的末期，一定是礼崩乐坏，但在某个时代的初期，往往也会给人这种相同的感觉，正如清晨阳光的温度类似于黄昏。
　　如果说在1840年之前，中国的变化只是以往历史的重复的话，那么，此后的一系列变化则是对历史的持续否定、对现实的持续试错与执着的摸索。中国的国家防线曾经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击溃，一同被击溃的还有百姓的内心安全防线和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一百多年以来，我们认认真真地向西方学习，甚至在最初的岁月里，我们的先辈虔诚乃至迷信地要求废除汉字、废除汉语、烧掉线装书籍，等等，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和西方国家在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从洋务运动豪华登场到徐徐落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进口轮船枪炮，但难以引进生产轮船枪炮的工业体系；我们可以进口工业产品的生产设备，但难以引进维持生产设备持续创新的科技知识和管理制度；我们可以进口科技知识和管理制度，但难以引进科学知识背后的科学精神、管理制度背后的民主精神和伦理精神。
　　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依然缺乏科学精神，依然缺乏民主精神、依然缺乏伦理精神。这恰恰是当今亟待建设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内容。肖华博士关于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伦理研究是对这一领域进行的人本主义探索。
　　资本市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引进了一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资源配置模式。资本市场开始代替政府计委部门的某些职能，成为资源配置工具。
　　资本市场是一个众多机构和众多个人参与的市场。每个人的神经都和资本市场的曲线联系在一起，行情起落影响着人们的心情和表情，影响着社会的幸福指数。正因为如此，资本市场才易于使人轻狂，让人忘记了它的工具性本质：它可以让你拥有，也可以让你没有；它可以实现和谐共赢，也可以制造两极分化；它能够用于掠夺，也可能造成被掠夺。约翰.邓普顿爵士说过：“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心中的想法和观念”。这句话超越了中国朴素的农民的想象，体现了世界金融规则制定者和财富掠夺者的自信。当资本市场如同核能一样显现出武器的两面性的时候，公平、秩序、伦理等概念才成为效率的规范性力量而必须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之中。本书的作者认为，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重要制度的组成部分，信息披露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并没有完全体现公平、秩序、平等的伦理精神。“目前对信息披露的研究都没有从制度变迁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的高度阐述信息披露的源起和发展过程，揭示信息披露制度内蕴的人类道德基础和社会伦理价值，因而也无法从制度内蕴的价值冲突出发，剖析出看似完美的信息披露制度下证券市场及其信息披露仍丑闻不断的根源，为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提供价值导向”。这也构成了这一课题研究与探讨的必要与必然。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遗憾的是，还没有人说过投资者也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在上市公司的诸多职能被反复提及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却被遗漏了：这就是上市公司的“准央行职能”。中央银行可以发钞票，上市公司可以发股票。只要有了证券市场，股票和钞票一样，具备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职能。所以，上市公司既可以象央行一样深沉，也可以象央行一样疯狂。股票可以用于收购和整合产业资源，正如美元可以用于操纵中国央行、决定中国流动性过剩或不足一样（详见刘煜辉《是谁在推动中国的通胀和流动性泛滥》一文）。股票还是输送利益的工具。中国的大型企业属于国家资源和全民劳动的积累。国际投资银行家可以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名义隐去他们作为经济杀手的身份，让国有企业的股份按照接近净资产的价格卖给美林、摩根以及类似巴非特一样富有的个人并在海外上市；之后，还可以利用美元泛滥来制造中国的所谓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以“红筹股回归”、“港股直通车”和QDII的方式，让这些海外上市公司以数倍于海外IPO的价格向国内百姓发售股票，理由是要吸收中国老百姓银行帐户中的流动性过剩。把这些国际顶级资本运作高手的理论、建议和实践联系起来，可以推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美国的巴非特存在流动性不足，而中国的杨百万存在流动性过剩。其实，这场中国财富的跨境搬运和无声掠夺才刚刚进入中期阶段。未来，可以预见的结局将是国际资本集团和海外政治集团联合并操纵国内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中的代言人，借助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联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联动、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的联动、金融现货市场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联动，甚至不惜挑起局部战争，来完成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洗劫，让中国的每个杨百万从所谓的流动性过剩变成真正的流动性不足。这种结局不是可能，而是必然，因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金融主权意识，还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思维和理论，金融的防线已经洞开：国外资本已经在中国拥有了他们可以完全控制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等作战武器。海外资本已经完成了在中国本土发动全面金融大战的战略布局，外资银行允许开展人民币业务也给予外资机构运兵入境的便利通道（即利用海外美元存单可以套取国内人民币资金）；相反，中国在号称最开放的美国、日本、欧洲等等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控制任何一个金融机构，没有形成任何反制的力量。中国金融市场遭遇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仅仅是时间问题而没有任何悬念。届时，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将在这场战争中成为无助的炮灰。当炮灰成为沃土，外资就成为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的当然收获者、成为危机中的托市者和救世主、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重要基石——又一块进口的基石。这场金融游戏完全可以在中国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和WTO承诺中完成，甚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堪称楷模，但是，在这些规则上面所演绎的这场金融游戏的确是掠夺、是洗劫、是制造国际化的两极分化。在此，金融监管的伦理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完全同意本书作者提出的信息披露监管行为的伦理原则：正义原则、同情原则、公信原则；同时，我认为，还需要提倡民族原则和民生原则。监管者既要防止内幕交易，更要防御公开掠夺。
　　这是一个好的世界，这是一个坏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民主与霸权并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并在这样的秩序环境里开始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错和探索。这种试错和探索没有偏离洋务运动轨迹，甚至不能称之为“新洋务运动”。因此，在引进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时候，必须避免形似而神不似的情况，必须了解与资本市场配套的制度体系背后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必须将这些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必须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追求。我们只有珍惜民族文化传统、保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思维，才能有效地利用世界秩序中民主方面的有利因素、克服霸权方面的不利影响。“自主”是“民主”的前提。市场经济是民主的经济、是自主的经济，但是，这种经济形态正在异化、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国际资本正在建立全球垄断的经济秩序，为此，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地企图控制中国的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同时，将中国金融资本拒之其国门外。金融是统治经济的利器，也是政治的利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德经》第36章）。可是，这一“国之利器”的主导权正在转移，并有加速的趋势。因此，建设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避免这一市场异化为国际资本主导下统治本土经济的工具。对于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而言，需要穿越资本市场的工具性去探究制度设计背后的内涵，去发掘制度背后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从而，让国家财富和民生利益得到根本的保障。
　　本书作者结合自己长期在证券监管部门的工作经验，在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这一领域的伦理问题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思考，同时，如何将资本市场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获得传统文化的滋养、进而如何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形成、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则是本书留下的另一个新的课题。
　　200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