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西方污蔑国有企业的恶劣行径_转自百度文库

理查德

　　揭穿西方污蔑国有企业的恶劣行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就定下了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的战略，可谓谋事长远。其目的就是在军事干预新中国进程失败后，从更加隐蔽的方式来颠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颠覆中国的经济基础成为了最为重要的一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清醒的中国来百姓，将透过其各种手段来看清西方国家的真实面目。
　　一、建国初期的遏制封锁政策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西方国家乐观的认为，新中国缺乏建设人才，将在三五年内因为经济问题导致动荡和垮台。所以他们主要采取了不合作，遏制封锁的政策。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已经指出，在1948至1949年的科冬，美国已经在执行一项与国民党的“沉船”拉开距离的政策，但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却没有稍减。在1949年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讨论到中国问题时，杜鲁门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最终崩溃已经指日可待，一些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开始考虑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问题。美国国务院明确反对承认中国新政权，并力图控制其盟国，建立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
　　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就已经确定了要利用经济手段对新中国施加压力的方针。但认为对新中国的贸易管制可以比对苏联的限制略宽一些。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也就出台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立即作出反应。1949年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权，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美国继续尽一切可能对北约国家和英邦国家施加影响。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邻国和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国先后在1949年底和1950年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3年下半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多次讨论了美国对华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使美国对华政策系统化、制度化。这些文件指出，“一个强大的、有严密纪律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剧烈地改变了远东的权力结构”，大大加强了苏联的影响，缩小了美国的影响，因此，美国远东政策的首先任务就是要对付由此引起的变化。美国的政策是“用除了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强国达到地位”。这样，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在远东具体说来就是要遏制中国，这是美国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成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确定了下来，使中美对抗的格局持续了近20年。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kmyc/zhuanjia/001.htm《朝鲜战争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孤立政策》
　　这种政策导致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西方断绝关系，主要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我国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而公私合营的合作化道路的实现，让国有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主体和主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石。西方的遏制政策彻底破产了。
　　虽然中苏关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开始恶化，但我国通过自力更生，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到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
　　二、改革开放后的唱衰论调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有经济所谓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成为了重点，以唱衰国企，要求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思潮泛滥。
　　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员臃肿等问题一直是要求改变国有经济性质的主要论调，为此开始了抓大放下的市场化改革。
　　崇尚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强烈影响。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理论逻辑上否定国有经济有不同的侧重。20世纪90年代以前，私有化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私有化理论主要从经济层面上否定国有经济。一是否定国有经济矫正市场失灵的目标和作用。根据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扶持之手”（helping hand）假设，在自然垄断和外部性为特征的经济领域实施国有化，可以克服私人垄断企业低产出、高价格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扶持之手”假设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假设冲突，后者否认市场失灵，强调市场万能，认为竞争和私人秩序能够确保市场自我矫正，自我调整到最优状态，反对包括国有经济形式在内的任何国家干预。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市场失灵作为国有和私人经济的边界，其实质是为私人垄断资本向国有经济主导的自然垄断和公共产品性质领域挺进，开辟新的资本积累空间，为私人垄断资本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强调国有经济在产权和公司治理方面天然低效率。在不完全契约、交易费用、委托代理、财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框架下，国有经济被认为存在软预算约束、弱监督激励、政治干预等问题，私有化能包治一切国企顽疾。然而，围绕私有化改革，无论是实证还是规范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产权和竞争哪个更重要，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是否更容易出现公司治理问题，国有企业是否比私人规制企业更容易产生政府干预的福利损失，等等。以上问题可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对世界的征服需要炮制新的私有化理论来为其鸣锣开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私有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侧重从政治层面否定国有经济。一是提出“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或“邪恶政府”假设，妖魔化并彻底否定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给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推行私有化的压力。根据该假设，国有经济既缺乏效率，也不能实现社会利益目标。“国有企业是高度无效率的，没有效率是由于控制它们的政治家的政治压力所致”， [1]（p995）是政治家谋求政治和个人利益的寻租工具，必然导致政治干预、低效率和腐败，而不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主张全面彻底和快速地私有化，否定混合所有制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准是全面私有化，而非市场制度构建、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只要彻底私有化，才能消除政府干预，确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自由竞争就会纷至沓来。姑且不考虑该逻辑何等荒谬，政府发动私有化的动力何在呢？主流经济学认为，私有化的动力来自在私有化中受益的政治力量的推动，必须“构建支持私有化的政治联盟”。[2](p5)显然，私有化的动力来自政府官员、国企厂长经理、私人大企业等少数通过权钱交易，在私有化中侵吞国有资产而受益的政治联盟，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即便是免费发放国有资产凭证的“大众私有化”，以及面向企业管理层和雇员的“内部人私有化”，也仅仅是为了加快私有化速度，减轻公众和普通员工对私有化的抵制。对主流经济学而言，“大众私有化”和“内部人私有化”只是过渡，分散的公众股东和雇员内部持股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产权结构，有碍产权重组，股权应该集中到少数“管理层”、“战略投资者”手里；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内投资者，卖给外国资本是最好的选择。总之，只要私有化就是有效率的，完全私有化旨在避免再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然而，按照这个改革方案，俄罗斯的私有化没有按着预期的“去政治化”方向进行，而是强化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和对国有资产疯狂剥夺、寡头经济膨胀、政府规制俘获和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即便被西方称为“转型优等生”的东欧，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工业和金融部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从而走向了一条“拉美化”的依附发展道路。私有化没有使这些国家走向发达市场经济，相反，寡头经济、权力寻租和政府俘获、外资控制却成了完善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阻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现实与改革的目标大相径庭。
　　http://bookmark.people.com.cn/toViewBookmark.do?id=179743《当代西方私有化理论谬误》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我们主动进行了改革。国企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产生了。中国的国企改革，没有按照西方的所谓妙方进行，而是因势利导，主动变革，国企经过精兵简政，国有企业获得了新的勃勃生机。我们实现了减员增效，保值增值的目标，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姿。
　　三、今天的垄断强势论
　　九十年代中期后，我国及时进行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纷纷上市，通过各种融资渠道，扩大了国企的规模；积极的技术引进战略，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到金融危机前，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排名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声名远扬，这种强势让国企低效论不攻自破。
　　但国企衰弱西方认为国企有问题，提出私有化的药方，而国企强大了，西方也要有微词，西方又开始了另外的战略：批评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提出了新的论调——所谓的国进民退的论调。
　　“改革是要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发展经济需要五种资源：货币资源，实物资源（如矿产、能源），物流资源（如铁路、民航），信息资源和自然资源等。现在这五种资源都由国家垄断，这就造成社会利润不能平均化，并伴随贪腐、低效率严重，这种状况必须要改革。”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
　　在政府内部，对于此份报告的建议也出现了泾渭分明的态度。据悉，在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时，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然而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资系统的相关人士则认为，如果贸然放开相关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反而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风险。
　　眼下正当中国改革蹒跚前行之时，佐利克似乎正在扮演外来推进者的角色。
　　佐利克说，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提升民营部门的竞争力，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借此促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形成。
　　这些也正是中国决策层当前正在思考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自今年2月以来，在不同场合屡屡提及民营经济破除“玻璃门”，进入垄断行业的必要性。但目前看起来仍是“雷声大，雨点小”，促进民间投资的“新36条”相关落实细则至今仍未出台。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总裁王晶对本报记者说：“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要靠科技和改革，科技创新必须依靠高科技民营企业，但是目前企业的经营环境出现恶化的迹象，必须从投融资体制上进行改革。”
　　面对这份报告所产生的争议，佐利克不失风度地说：“不能期望中国发生大爆炸式的改革。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来看，循序渐进一直是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式。”
　　这位长期游走于世界政坛的美国人直言，中国新的改革过程会像上一轮一样，先从地方开始，然后再行推广。而此次世界银行报告的前瞻时间为2030年，周期还很长，但改革的先后顺序取决于中国决策层自己的判断。
　　“改革的主动权在中国，决策由中国自己做出。”佐利克说。
　　呼唤顶层设计
　　在18个月前，世界银行构想了这一中长期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务院高层的批示，最终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完成了报告。
　　这份报告列举理由，建议中国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调整政府和市场、民营部门以及社会的作用。
　　同时，该报告也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风险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
　　佐利克强调说：“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 30 年非常成功，但需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挑战。”
　　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一份对于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战略的报告却出自于一家国际机构颇耐人寻味。事实上，这也正反映出中国改革目前的尴尬局面。
　　http://finance.ifeng.com/money/roll/20120303/5696953.shtml《世行报告:良方还是毒药？》
　　这份报告出台，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冲击，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了中国的国体问题了。是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问题了。对此有许多有良知的人站出来是中国的希望。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绝不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划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并把它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国退民进”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似乎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让出垄断领域、实行私有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国进民退”则是犯了极大的错误，并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更为严重的是，有的人竟然提出“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避免”、“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基础和主体”等观点。
　　且不说这样的言论已公开违反了我国《宪法》(要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入《宪法》的)，其政治目的也是一目了然：公有制应该退出主体地位，让私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也就是说要把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主体、辅助地位颠倒过来。我们不想给这些鼓吹“国退民进”的人士扣上政治帽子，只是想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这些所谓的“国退民进”论是否有其道理。
　　谈到“与民争利”的问题，真正需要分析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私营经济是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经济成分，它的生产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经济上公有制占主体、政治上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私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但追逐剩余价值这种资本的本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我们不仅允许而且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私营经济的作用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方面，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因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私营经济存在剥削，它同社会主义的消灭剥削的本质要求是相矛盾的，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对立。在新创造价值一定的前提下，剩余价值同工人工资在量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与“民”(工人)是争“利”的，因为只有把工人的工资控制在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内甚至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才能保证资本家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私营经济的现实生活中，不能不承认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 ... 0/13209355576.shtml《警惕国退民进论误导 国企垄断论是伪命题》
　　国企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国企的壮大问什么又成为了西方攻击的目标呢？
　　四、中西方对国企论战的根本对峙
　　纵观整个的国企演变的历史，无论弱小还是强大，西方都是以一种否定的态度来看待。这种态度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此就要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什么西方总是跟中国过不去？
　　其实，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社会制度不同。
　　有人说这个是虚的，现在的中国不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
　　不争论这个，而是争论西方的大中型企业和新中国大中型企业资本都掌握在谁的手中！
　　经常说，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应该更加明确的说，西方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家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国家金融资本主义，再到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私有制一直在其中，而且随着大鱼吃小鱼的竞争的开展，生产资料不断的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正是这些少数人掌控了世界。
　　而他们不再以竞争为主，而是形成了联盟，共同来统治世界。
　　遍观世界各个行业，特别是有着重大影响的行业，无一没有国际金融实力的参与和把控。
　　历次经济危机，获利最大的也是他们。
　　这就是资本主义严重贫富分化的根源。也是马克思深恶痛绝的地方。
　　而新中国的国有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少数人无法掌控，其发展壮大直接有利于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资本运作模式，也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的国企不断壮大，并开始在全世界扩张，这就是严重损害了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而随着国企的发展，新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对西方既有的国际格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决战！
　　这个运动让人们清醒的认识到了西方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国企强大是西方金融资本的噩梦！当西方垄断被打破后，他们依靠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的时代终将结束，而没有了额外收入来源，潜藏在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就将表面化和尖锐化，最终演变成为蔓延整个西方的革命烈火。
　　谁强大到主导世界经济命脉，这是双方争夺的关键点和重点。
　　也是西方千方百计要搞垮中国国企的主要原因。
　　五、为了祖国的未来
　　有人说，国企虽然是壮大了，但各种腐败也随着产生，国企的利润巨大，但也没有给老百姓多少好处，为什么要坚持它？
　　因为，国企的利润虽然没有大规模上缴，但绝大部分是作为企业资产再次投资的，没有多少浪费。而且，它们完全可以用于老百姓的福利保障金和刺激消费金供全民享受。
　　所以我建议，将国企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作为全民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障基金，为全民谋福利。
　　反观西方企业依靠自身的垄断地位，网罗了全世界的巨额利润，而绝大多数收归自己的腰包，没有给老百姓多少好处，导致近三十年来，西方贫富分化问题严重，最终导致了针对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家的反抗斗争——占领华尔街运动。
　　今天的世界就是谁能够争夺全球资本并壮大的斗争，这里必然是中西方大决战的时代。
　　认清西方的本来面目，坚持自己的国企改革之路，最终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