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利润率、资本循环与经济危机

投资鬼才

　　利润率、资本循环与经济危机
　　大卫.科茨
　　大卫.科茨（David Kotz），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联席系主任。
　　1.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分析中，利润率一直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用剩余价值与工资的比率来解释利润的来源，这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不同。新古典主义把利润看作是一种收入，它是对于由资本家产生的负效用的补偿，同时也是对于资本家提供商品效用的一种回报。在新古典主义观点中，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扩大的边际利润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而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中，资本家的利润是永无止尽的追求“以无换有”（something for nothing）。这种对利润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解释了资本主义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包括对于积累的动力，社会的商业化，和对帝国主义统治的追求。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利润率，也就是利润所占资本的比例。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中，利润率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两个危机趋势（或危机理论）中：第一个趋势是由于有机资本构成的提高而导致的利润率下降；第二个趋势是由于劳动力储备的减少而导致的“利润榨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文献中，其它诸如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等危机趋势并没有关注利润率。
　　1979年,托马斯.韦斯科普夫的一篇论文提供了一种用实证主义方法，来区分在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基于利润率变动的关键危机趋势。这种方法将利润率分解成不同部分，每个部分代表某一特定的危机趋势。要确定哪个危机趋势是主要的，需要去检验每个部分中的序列，以决定是哪个部分的变化影响了全部或者至少大多数危机中的变化。一些基于韦斯科普夫的方法论的变体，近年来被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者所广泛使用。韦斯科普夫的方程中包括了一个与实现问题有关的危机趋势（总需求不足）问题，其中，产能利用率代表消费不足的危机趋势。也就是说，如果在危机之前，发现由于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利润率下降，那么这个危机就被解释为由消费不足的危机倾向所导致。
　　本文认为，分析危机理论的一般方法，不应该从利润率开始，而应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循环的框架开始。虽然一些危机能被危机前出现的利润率的变化所解释，但不能解释所有的资本主义危机。如今，对于始于2008年的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尤为重要。本文认为仅仅从利润率不足以解释此次的经济危机，而是应从资本循环这个更大的框架下来解释。
　　本文认同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的理论关于经济危机的分类法，即经济危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商业周期衰退，第二种是结构性危机。第一种危机可以在不改变当前资本主义结构（即SSA）的情况下得以解决。第二种危机是由于目前的SSA和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所以不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出一种新的SSA，是无法解决的。当前的经济危机恰好是后一种类型，即是当前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不同的SSA之间的差别意味着不同的SSA瓦解过程和不同的SSA危机的原因。
　　本文第二部分用资本循环框架来分析两种不同的危机，其中一种危机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创造问题，第二个则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部分分析了美国上世纪70年代和当前的两次结构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利润率变动的作用。第四部分分析了最近两种不同的SSA，分别是战后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和新自由主义SSA。第五部分分析了美国最近两个SSA的危机，并指出了为何利润率变动在第一个危机中是主要因素，而在第二个危机中却不是。第六部分是结论。
　　2.资本循环、利润率与利润实现问题
　　对于分析积累和危机的所有框架而言，资本循环无疑是最全面的框架。这个框架由马克思发明，由M-C-C'-M'的标志来代表。一共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用货币资本（M）与生产资料（C）的交换，但是其中价值不变。第二步是生产过程，即生产资料转化为新的商品（C'）的过程，由于存在剩余价值，这会使新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资料的价值。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是最终产品与金钱交换的过程（M'）。马克思主义将其看作剩余价值在最终产品中的实现。
　　    资本家利用积累（即用剩余价值来扩大资本）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然而，把资本家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并不总是在积累——积累与否取决于实际情况。在资本循环中，有两种可能会导致积累受阻。第一种情况存在于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即在第一步与第二步中，资本投入减少可能导致剩余价值的减少。这样一来，利润就会下降，而当利润下降大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就宁愿把钱放银行里也不愿投入生产，以此来等候获利条件好转。
　　第二种情况出现在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如果资本家看作一个整体，不能实现其所有的价值，那么就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利润实现率（即实现了的剩余价值与投入的资本德比例）可能会降到低于生产中的利润率的水平。第二，剩余价值出现实现问题本身就表明生产已经过量。这会立刻导致资本家立即向下调整产量。这种剩余价值实现的差距，会引起售价和售量的同时下降。后者表明库房中仍有存货，产量应该调低。
　　仅仅关注利润率甚至是利润实现率来分析危机趋势并不足以解决这种剩余价值实现方面的问题。剩余价值实现中出现了问题，会导致利润实现率下降到低于完全实现时的水平，但是不一定降得比前期的水平还要低。当处理剩余价值实现中的问题时，即使利润实现率不下降，资本家们也会考虑减少生产。此外，由于实现问题所引发的利润实现率的下降总是伴随着由于存货过多引致的生产意愿下滑。
　　因此，由于第一步和第二步出现问题而引起的利润实现率的下降，可能引发一场经济危机。但是，如果最初的问题出现在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那么危机是由它对生产/实现问题的积累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所引发的，而并非利润率的下降。
　　我们认为，对于第一次战后的美国SSA而言，剩余价值创造中的问题，导致了1960/70年代的结构危机。因此，用利润率框架来探寻这次危机的原因就很合适。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SSA而言，问题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并非创造，因此，用利润率来分析这种结构性危机，就是不合适的了。
　　3.两种SSA之下的利润率
　　多数SSA分析专家认为，美国的战后出现的新SSA大约是从1948年才开始推动积累过程的，而1948年正好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顶峰。SSA专家普遍认为，SSA自1966年首次开始出现问题即表现为利润率的下降（见图1）。也有一些学者将SSA经济周期的顶峰定在1966年，而其他人认为1973才是顶峰，理由是1973年之后，宏观经济日益开始出现严重问题。从1973年至1979年，通胀和失业率都有增长趋势，而国际货币体系也更加不稳定，即使是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政策也不能缓解局势。并且，非农业经济每小时的产出增长速率，曾经只是从1948-66的2.92%稍微降低到了1966-73的2.46%，但此次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在1973-79年间达到1.14% (美国劳动统计局, 2009)。而1973-79年这个阶段，也被认为是战后SSA危机的核心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大约是从1979年开始重建的，在此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SSA则是在80年代长期建立的。新自由主义SSA的基本架构都在80年代早期设定。1983年，通胀得到了抑制，长期的利润率也在1982年之后攀升（见图1）。其后伴随着三个长期的经济扩张，分别发生在1982-90年, 1991-2000年,和2001-07年。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SSA是在2008年骤然出现危机的。
　　图1显示了出战后SSA危机阶段出现与利润率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以及2008年之前利润率尚未显示出结构危机的征兆这一事实。1966年以后利润率急剧下降，但GDP仍保持快速增长直至1969年。通过观察从1965年至1981年的利润率峰值下降状况可以看出长期衰退的程度。从1965年的峰值起，利润率在1965年至1972年间下降了30.0％，而此后就是1973年开始的SSA危机的核心阶段。此后利润率在1972-77年间下降了9.2％，在1977年至1981年间下降18.3％。在整个1965年至1981年期间，利润率整体下降了48.0％，降幅相当显著。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前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长期利润率急剧下降。再次使用利润率峰值比较的办法，利润率在1981-84年间、1984-88年间、1988-97年间都在上升。引用2008年之前最近的两次峰值，即1997-2006年，利润率仅仅下降了8.3％。
　　图1表明，利润率在新自由主义SSA危机中并没有起到像战后SSA危机中那样的关键作用。下面我们来对两个SSA及其危机进行分析，进而探索为什么利润率在两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图1 美国非财务公司经济利润率走势图
　　file:///C:/Users/CXXXB.com/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4.两种不同的SSA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通常被称为“监管资本主义SSA”，这是因为经济关系和行为受到严格的监管,这些监管者不仅指市场的力量,还包括国家、贸易工会,和一些大公司。新自由主义SSA的特点是：市场的力量扮演了大部分监管者的职责，而这类公司和机构在监管经济关系和行为中的作用则相对较轻。
　　战后的监管资本主义SSA有5个基本特点。首先,近年资本-劳力关系是基于一项折衷方案,该方案给予隶属工会的工人明确的权力和权利。第二,国家在经济中扮演了积极干预者的角色，这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保持高就业率和低通胀率，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监管，提供公共物品和转移支付项目来实现的。第三，资本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大公司间受约束管制又相互尊重的竞争。第四,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将金融业限制在为非金融业资本的生产性活动提供融资。第五,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承认市场经济优越性，但同时也将一个积极的政府和强大的工会看作实现积极经济效果和避免如另一个大萧条一样可能出现的灾难的必要因素。
　　尽管你可以通过列举一串机构名单来描述战后的SSA, 但上述特征表明它们具有明确的关联性。这就是说，不同的机构间可以相互推动从而一起合作来促进积累的实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SSA的中心思想在于资本-劳力的折衷，但这种社会积累结构连贯性的原则在于通过各种机构而非市场力量进行积极的经济关系和行为的监管。如果没有上述提到的特性，这种折衷方案可能并不可行。
　　新自由主义SSA之所以与以往的SSA不同在于,起初,人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个新的SSA。相反,许多SSA分析专家在伊始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为将来新的以积极监管为基础的SSA而做的准备。然后到90年代后期，很明显，新自由主义重建创造了一个连贯、持久的制度机构。这种结构表现出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而SSA学界也开始转变看法，将新自由主义（或与之相关的制度如全球化）看作一种新的SSA.
　　新自由主义SSA也有五个主要特点。每个特点都或多或少的与之前监管资本主义SSA相对立。首先,资本试图完全主宰劳动，并且在方面越做越成功。其次,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经济舞台，这是通过放弃追求高就业率，撤销监管，加速私有化进程，减少公共用品攻击以及消除或削减收入补贴项目来实现的。第三，资本关系转向大型公司间的自由竞争，价格战开始重新登上舞台。第四，金融行业日益脱离非金融行业，并通过频繁的资本操作来获取投机利润，而不是直接注资到生产活动中。第五，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外来的，升级版的自由主义，它宣扬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和市场关系，将国家干预看作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威胁。
　　新自由主义SSA也有连贯性原则,这是以牺牲其他经济监管形式获得的市场关系的扩张为代价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市场关系已经渗入了大量以前被排出在外的机构，包括政府和教育机构。即使是原来由官僚主义统治的大型企业的管理结构也明显开始市场化，高层管理者的招募开始从外部市场上寻求企业高管，而非原有官僚机制下的内部晋升。
　　5.两种不同的危机
　　鲍尔斯等人(1983)认为,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失败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其他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和那些要求扩大自身权利（包括加强国家对危害公民利益的资本活动的监管）的美国公民对于压迫和剥削的成功反抗。这三种形式的组里提高了资本成本，降低了1966年以后的利润率。资本无法完全消除这种阻力，直到80年代早期开始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开始恢复盈利。—我们将此看作新自由主义SSA的基础。
　　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下降的利润呢？它是一种“利润榨取,”而不是失业率暂时下降带来的周期性变化。有人会说，受监管的SSA的这种消亡方式并不是偶然。
　　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给予劳动力更多的授权。它使工会运动变得强大。它使劳力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还通过政治行动来赢取胜利，扩大了可反过来使经济更有活力的社会福利项目。同样,在这个SSA下，人们对于积极的政府监管业务的接受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稳步反击公司试图强加给公民的那些生产的外部成本。另一方面，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原材料供应商是如何加入这种“内生性”的还尚不知晓。后者似乎缘于美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削弱。这是由于美军在越南陷入困境，同时美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于其他资本国家有所下降。但是，至少绝大部分的利润榨取可以归功于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在美国十几年来的正常运作。
　　    在任何情况下,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的危机是来源于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的减少—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剩余价值的创造。这揭示了结构性危机的本质。利润下降并不会立即引发经济崩溃,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66至1979年间看出。美国经济自1966年到1969年间持续扩张，这明显是越南战争开支上升所刺激的需求增长。三年后，也就是1969年，当财政政策开始缩紧时，经济冲击到经济循环的波峰，之后伴随着1970年温和的经济衰退（GDP仅仅下降了0.6%）。发生在1974至1975年的下一次经济衰退则更为严重，GDP下降了3.2%，同时失业率达到9.0%。但是这期间波谷间的GDP增长率均超过停滞水平：1969到1973年的增长率为3.6%，而1973到1979年间为3.0%。 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的危机是由于利润率的下滑，表现在宏观经济指标上则为失业率和通胀率的上升，国际货币的不稳定性，长期增长速度和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而非金融或实体部门的崩溃。
　　   这种监管的资本主义SSA利润危机也为我们分析危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框架结构。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会产生不断上升的总需求--这也是其通货膨胀形成的一个因素。这种资本-劳力的妥协可以使工人通过集体的讨价还价（尽管会给非工会雇员带来压力）来保持它们的实际工资长期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上涨。从1948到1973年，基层员工的工资每年上涨2.2%，而每小时的产出仅仅略高于工资的增速，为2.4%，这表明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利润机会平等的为资本和劳力所共享（美国劳动统计局资料，2009）。 家庭收入分布在这期间则显得不那么平等，收入水平最高的前5%和20%均小幅下降，而收入水平位于底层的后20%略微上涨（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同时，政府在社会项目和公共物品上的开销也迅速增长。其结果是：从长期看，这种SSA下剩余价值的实现不会面临着问题。既然剩余价值的实现顺利，那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引发的长期危机。因此，利润率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在监管资本主义SSA下研究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SSA是一种全新的SSA。所有机构均为剩余价值的创造提供有利条件。然而，新自由主义SSA的这些机构也给剩余价值的实现带来了一个问题。从1979年到2007年，基层员工的平均小时收入有小幅下降，但产出的年增长率却维持在1.91%。在过去的28年间，总增长率为69.8%。实际总利润的增长率为4.6%，而同期的实际员工薪酬仅仅上升了2.0%，两者之间的差额不断扩大，在2000到2007年间利润增幅甚至比薪酬增幅的8倍还多。家庭收入在新自由时期变得更为不均，逆转了受监管资本主义SSA下的均等趋势，在20世纪中期，达到至1928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社会项目和公共物品的削减也不利于剩余价值的创造。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初始阶段，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质疑这种资本主义在存在这样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资本积累。然而，新自由主义SSA确实可以促进积累，尤其是在上述所提到的经济扩张时期。1991到2001间的大萧条均相对温和。这一纪录表明新自由主义SSA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化解或者推迟这一问题。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结构，它也确实必须如此。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新自由主义SSA中为剩余价值创造有利条件的结构也能产生两种特性，使其能够合力解决或者说推迟这些实现中会出现的问题。这两种特性得利于金融部门越来越沉溺的投机冒险活动以及一系列的大型资产泡沫。这些特性以及它们在推迟中扮演的角色在科茨书中有详细的介绍。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SSA日益增加的的不平等性形成投资基金盈余。与寻找生产型投资机会不同，它倾向于投资资产本身，这就可能形成资产泡沫。随后，大型资产泡沫要求金融部门为那些投机冒险活动融资。这些投资活动主要投资于那些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真实经济价值的资产—在新自由主义SSA下逐步放开管制的金融部门也乐于此道。因此，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每十年就会形成大的资产泡沫，这一现象可见于80年代西南部的商业地产，90年代的股市以及21世纪的房地产市场。
　　   资产泡沫通过造成货币富裕表象来促使大部分人增加消费，以此来推迟剩余价值实现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过程要求金融部门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做好借钱给那些建立在资产泡沫上的所谓富裕家庭的打算。一旦这些家庭通过变卖资产来消费资产的价值增值部分，这些泡沫会立即破灭。这些资产泡沫也可以通过营造乐观的气氛和未来利润的信心来直接促进企业投资。这一过程多见于在90年代股市泡沫下和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下的美国经济扩张。
　　   如图1所示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利润率在1979年到2007年会出现长期的问题。利润率在1997年至2001年见顶之后开始下降，然后恢复，开始是缓慢回升，然后在2006年开始剧烈上涨，到2006年时约为1997年最高时期的92%。然而，在产能利用率方面仍存在着周期性问题。
　　此外，图2显示的是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受监管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峰比一峰高的走势。与之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内，最后三个经济循环的波峰则呈现与前者相反的走势，波峰的高度依次降低。此外，表2还表明2007年，即受监管资本主义时期危机开始前的一年，产能利用率大大低于1973年。这表明，尽管在受监管资本主义时期，需求增长不是个问题，但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个问题日益严重。主流经济学家排出了在新自由时期出现高速通胀的可能性，这可能反映出，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是该时代所特有的,只有部分困难可通过泡沫来推迟，并带来上述过程。
　　图2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file:///C:/Users/CXXXB.com/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gif
　　新自由主义SSA的结构性危机终于到来，但这不是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而是由于作为新自由主义SSA本质特征的非可持续趋势和促进资本积累崩塌的能力。几十年的长期经济扩张依赖于家庭借贷的支持，在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或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家庭债务与收入的相对比例不断增加。在1965到1979年期间，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没有明显趋势，随着经济扩张而上升，经济萧条而下降。然后，1979年后开始了长期爬坡，从1980年的63.9%几乎翻倍到2007年的128.8%。这一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源于一系列的资产泡沫，2006到2007年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由于家庭对于债务的支付注定会引起走势逆转。因此，一旦房产泡沫幻灭，消费支出会下降，这也预示着经济的剧烈衰退。从2005到2009，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95.1%下降到90.6%，这一数据并没有将20年间两次大泡沫引起的虚拟经济增长考虑在内。
　　科茨(2011)对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研究，2008到2009年的衰退，在开始时期开始于08年的第一季度，在该季度消费支付下降而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却依然呈上升趋势。如同我们预计的一样，固定投资也紧随其后，与08年第二季度开始下滑并且以加速的态势下降到09年第一季度，直到10年一季度才开始回升。由于衰退正式终止于09年第二季度，当时年GDP增长稳定在2.5%，其中40%的增长归功于库存积累而非最终需求的增长。
　　     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造成新自由主义SSA结构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过去作为新自由主义SSA推动资本积累必要因素的非持续性趋势已经消失，这使得该种SSA无力继续促进积累。家庭无法通过举债来扩大支出。2008年金融崩溃说明金融部门对用资产泡沫推动经济的行为无以为继。新自由主义SSA得以继续维持的原因在于它仍可以通过控制工资来促使利润增长。然而，如果没有继续推迟危机出现的手段，这种SSA就无法实现高利润也无法在长期实现积累。工业资本化率在09年达到最低点67.7%，在11年第四季度经过5年的恢复期却仅仅回升到78.0%的水平。（美国联邦储备系统，2012）
　　    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实现问题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过渡消费是引发危机的根源的传统思想。后者的危机倾向产生是由于利润上升但工资停滞不前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然而，基于以上的分析，过度消费不是导致新自由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原因，因为新自由SSA可以通过增加债务的方式来避免过度消费—的确，从80年到早期到90年代中期，消费支出占GDP份额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美国经济分析局,2011 a,表2.1)。
　　    这种危机趋势似乎将新自由主义SSA的结构性危机归为一种过度投资的形式。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债务增加使消费支出在工资停滞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上涨的趋势，资本家通过增加生产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上述引用的数据显示，产能利用率长期下滑，至少在工业部门如此，这表明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对于企业投资有直接刺激作用，同时创造出比最终需求所需更多的剩余产能。一旦最后的资产泡沫破裂，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比例下降到正常水平，在泡沫期的必要产能或者轻微过剩产能就迅速变成了严重过剩产能。2008至09年的衰退中，企业国定投资减少了22.4%，到2011年的第四季度仍低于波峰的7.6%，这表明继2009年周期性触底2年半后，人们对于这部分资本的投资仍存在严重的消极情绪。
　　6.社会积累机构危机理论的教训
　　一个SSA学界公认的认知是每一种SSA以及每一种SSA危机，都是独一无二的。本文讨论的不仅限于这些结构以及他们产生的危机。不管是这里讨论过的受监管还是自由的SSA，我们都能掌握更多的关于其危机的信息，因为他们都具有典型特征。
　　    作者早期的论文中指出，有证据显示美国受监管资本主义SSA时期周期性经济衰退是由于周期扩张后期实际工资增长快于劳动力生产力增长而导致的利润榨取引起的，伴随而来的是失业率的下降和员工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然而，在2001年的新自由时期，没有后期扩张引起的利润榨取，相反，每次循环性衰退都是由于过度投资。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每种SSA的结构性危机形式的假设。受监管SSA结构性危机的形式在于资本劳力关系或资本与其他关系引起的利润的减少，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受监管SSA会导致资本一方权力下降。所引起的危机通常包括失业率上涨，通货膨胀以及各种形式经济动荡但不包括经济立即崩溃。这与失业率下降引起的循环性利润榨取的情况不同，尽管从某方面来说呈现出相似的趋势。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SSA结构性危机是由作为经济扩张支柱的大型资产泡沫的破灭引起的。这些泡沫的破裂使可持续性债务突然无法为继，曾经的必要产能转换成了过剩产能。这是金融危机和总需求大幅下降的共同结果。自由主义SSA采取的形式是则是大崩盘，并伴随着一段停滞期而不是经济动荡。
　　   必须承认，上述假设在此不能完全被证实。在美国历史上，仅有一个受监管资本主义SSA 完全形成的例子，从单一例子中寻找规律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有人辩称自20世纪其曾经有过两种自由主义SSA，第一次发生在1920年。1920年的SSA与新自由主义SSA有许多共同之处，当然它也是以资产泡沫破灭和严重萧条告终。
　　   当然，即使两个例子也无法作为概括的坚实基础，所以本文的观点尚未得到有力的实证支撑。也许最好的总结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不应该局限在那些受到利润率下降影响的因素。虽然利润率下降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并非造成周期性或结构性危机的唯一原因。要使危机分析能够充分的解释资本主义危机形成的各种途径，就必须考虑到剩余价值实现和利润率的难题。资本循环路径是资本主义危机分析最好的入手点，因为它考虑了剩余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中可能给资本积累带来的潜在障碍。
　　参考文献
　　Bakir, Erdogan, and AlCampbell. 2006. "The Effects of Neoliberalism on the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 in BusinessCycl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8:3, Summer,365-73.
　　Baran, Paul A., and Paul M.Sweezy. 1966.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owles, Samuel, David M.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 1983. Beyond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Economic Declin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Press/
　　Doubleday.
　　Gordon, David M., Richard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Kotz, David M. 2003.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of Long-Run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5:3, Summer, 263-270.
　　___________. 2009a.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of 2008: 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Review of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1:3, Summer, 305-317.
　　___________. 2009b. EconomicCrise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 Comparison of Regulated and
　　Neoliberal Capitalism in the U.S., in HeterodoxMacroeconomics: Keynes, Marx and
　　Globalization, by Jonathan Goldstein and Michael Hillard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76-188.
　　____________. 2011a. Over-Investment and the EconomicCrisis of 2008,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1, spring, 5-25.
　　_____________. 2011b.Financi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 in Relations of Global Power:
　　Neoliberal Order and Disorder, by Gary Teeple and Stephen McBride (ed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18.
　　Kotz, David M., and TerrenceMcDonough. 2010. 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Accumula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The Rate of Profit, theCircuit of Capital, and Economic Crisis, April 2012
　　21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by TerrenceMc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e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3-120.
　　Marx, Karl. 1957. Capital,Moscow: Foreign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cDonough, Terrence, MichaelReich, and David M. Kotz (eds). 2010.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eezy, Paul M. 1942. Theory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10. Table F-2, downloaded from http://www.census.gov on September
　　26.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1a.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downloaded on
　　October 29 from http://www.bea.go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1b.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Fixed Assets
　　Tables, and IntegratedMacroeconomic Accounts, downloaded on July 19 from
　　http://www.bea.go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2.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 1.1.6 and
　　1.2.6, revision of January 27, downloaded from http://www.bea.gov.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09. Series on output perhour of the nonfarm business sector and
　　series on average hourlyearnings of nonsupervisory workers in the private nonagricultural
　　sector, downloaded from http://www.bls.gov on December 2.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11, 2012. Series on capacityutilization in industry and in
　　manufacturing, downloaded from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on July 15, 2011, and
　　January 28, 2012.
　　Weisskopf, Thomas E. 1979.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S.
　　Econom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3:4, December, 341-378.
　　The Rate of Profit, theCircuit of Capital, and Economic Crisis, April 2012
　　22
　　Wolfson, Martin, and David M.Kotz. 2010.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in Contemporary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21st Century, by Terrence McDonough,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 (ed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7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