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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评估
刚刚讨论过的1959年预测，Naess&Thomas和价格线能给我们提供19年中期的相应估价和头几年的预期值。这些数值反映在后面的表27和表28中。正如前面所做的，让我们通过评价给每组列出5种“最便宜”和5种“最贵”的股票。
根据1967年至1969年价值线的“潜在价”
5种最便宜的股票是:联合化学、巨蟒、伯利恒钢铁、联合碳化物、西屋。
“潜在价”397美元与1964年6月价293美元相比，涨35 %。
5种最贵的股票是:东方人柯达、通用电气、国际收割机、西尔斯.雄璋、新泽西标准石油。
“潜在价”385美元与1964年6月价505美元相比，跌24%。
根据Naess&Thomas "1969年一长期普通价”
5种最便宜的股票是:联合化学、ALCOA、克莱斯勒、通用电气、好时代轮胎。
“普通价”376美元与1964年6月价298美元相比涨26%。
5种最贵的股票是:美国罐头、国际收割机、新泽西标准石油、迅捷、沃尔沃。
“普通价”296美元与1964年6月价300美元相比，跌1％。
表27基于1959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值和NAESS&THOMAS评价(以美元为单位)
表28道.琼斯工业平均值:1 967~ 1969年价值线预测
( 1964年6月30日 作，以美元为单位)
影响资产价值的因素
普通股的资产价值由以下因素决定:所有的有形资产(一般根据它们的账面价值)，扣除普通股之前的所有负债和债权，按未偿还股的数量平分余额。如果存在资产价值，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几十年前，人们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正如资产负债表中所显示的，净有形价值是投资估价和投资决定的起点，就是今天它也是私人企业或封闭式公司评价的出发点。但在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价格完全按其他方式变化。价格是由当前或预期的收益、品质或“一般预测”和股息率决定的。对典型普通股来说，要找到可用于资产面值的对市价的具体影响力是比较困难的。
这样我们发现，虽然1963年纽约中央铁路股票背后有141美元的资产，却以15美元的低价卖出;另一方面施乐普通股在$7美元卖出，而回调时仍低于有形投资每股3美元的价。表22表明，在道，琼斯工业股票中，巨蟒公司以自身有形资产价的一半卖出，而东方人柯达却以超过5倍这个价卖出。
在我们的想法里，决不愿意完全按资产价目交换。困难在于帮助聪明的投资者形成这种印象。对这一点认真研究了几年之后，我不再轻易地建议将低于价格的资产价值的巨大亏损看作证券估价的“负面因素”。
如果资产价值超过了收益率价值，投资者对此几乎不会感兴趣，因为缺少相当收益率的固定资产占有了不合适的比重。然而，应该注意那些流动资产净额或者流动资本远远超过收益率价值或市场价格的例外情况。这不会发生在一些领先的和成功的公司，但在次等的公司中这种现象经常会发生。在这些公司中，我们经常看到，普通股只是在低于公司的流动资产价值而不少于其商誉价值时，销售才好一些。
在这一点上，股市评价与私人企业评价之间的区别比其他一些企业更明显。在私人企业中，如只有少量权益时，其价值会被评为最低水平，这是由于其手头的现金少于总负债。华尔街却并不是这样。如果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时，人们常常会不顾企业所有其他财产，而明显地以低于现金资产价值很多的价格卖光他们的股票。这种情况只是不适用于第二等级企业。读者可以回忆一下1938年A& 普通股卖出时少于流动资金的情况，甚至一家更大的企业迅捷公司继续按战前的基价卖出时，也没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在1947年至1949年，甚至从1940年开始，就有大量的同类股票上市，它们获得的收益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1957年至1958年，当普通市场处于高水平时，售价低于流动资金的公司仍大量地存在，而且数量之多令人惊异。在其他章节，我曾列出了一些属于大类的廉价证券。
在评价和选择普通股时，我建议把过量的流动资产价值作为一个明确的“增长因素”。如果能发现流动资产价值具有令人满意的收益能力，它就提供了有力的购买理由。对那些坚持将此放入公式的人，我建议在评价时，将流动资产价值超过收益能力价值量的一半加入到收益能力价值中去。
在以前，用现在或最近的一些例子论述这个规律比较容易。在1964年初，能用的例子不多，如果用了，也只具有一些可疑的独特性。不过，正如我所写的，我将会用一些当前的示范性例子来阐述这个问题。
1964年3月，Burton-Dixie公司(床垫、枕头等制造商)以每股20美元卖出。在这以前的5年里，它的收益相对比较少，每股账面价值50美元，平均收益1.50美元。在1963年，每股平均收益1.03美元，独立的流动资金大约每股30美元，而现金资产每股16美元。保守的评价者估计每股长期收益1.50美元，并给18美元的收益能力价值提供12的倍数。但如果接受我的建议，他会再加上18美元和30美元的流动资金价值之间差值的一半，也就是说，相对比较合适的估价是每股24美元。
我不能自信地预测购买单一上市的股票，像1964年3月Burton- Dixie的价格那样还能获利。但如果能找到一些这样的组合，那么几乎一定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影响资产价值的因素
普通股的资产价值由以下因素决定:所有的有形资产(一般根据它们的账面价值)，扣除普通股之前的所有负债和债权，按未偿还股的数量平分余额。如果存在资产价值，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几十年前，人们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正如资产负债表中所显示的，净有形价值是投资估价和投资决定的起点，就是今天它也是私人企业或封闭式公司评价的出发点。但在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价格完全按其他方式变化。价格是由当前或预期的收益、品质或“一般预测”和股息率决定的。对典型普通股来说，要找到可用于资产面值的对市价的具体影响力是比较困难的。
这样我们发现，虽然1963年纽约中央铁路股票背后有141美元的资产，却以15美元的低价卖出;另一方面施乐普通股在$7美元卖出，而回调时仍低于有形投资每股3美元的价。表22表明，在道，琼斯工业股票中，巨蟒公司以自身有形资产价的一半卖出，而东方人柯达却以超过5倍这个价卖出。
在我们的想法里，决不愿意完全按资产价目交换。困难在于帮助聪明的投资者形成这种印象。对这一点认真研究了几年之后，我不再轻易地建议将低于价格的资产价值的巨大亏损看作证券估价的“负面因素”。
如果资产价值超过了收益率价值，投资者对此几乎不会感兴趣，因为缺少相当收益率的固定资产占有了不合适的比重。然而，应该注意那些流动资产净额或者流动资本远远超过收益率价值或市场价格的例外情况。这不会发生在一些领先的和成功的公司，但在次等的公司中这种现象经常会发生。在这些公司中，我们经常看到，普通股只是在低于公司的流动资产价值而不少于其商誉价值时，销售才好一些。
在这一点上，股市评价与私人企业评价之间的区别比其他一些企业更明显。在私人企业中，如只有少量权益时，其价值会被评为最低水平，这是由于其手头的现金少于总负债。华尔街却并不是这样。如果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时，人们常常会不顾企业所有其他财产，而明显地以低于现金资产价值很多的价格卖光他们的股票。这种情况只是不适用于第二等级企业。读者可以回忆一下1938年A&普通股卖出时少于流动资金的情况，甚至一家更大的企业迅捷公司继续按战前的基价卖出时，也没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在1947年至1949年，甚至从1940年开始，就有大量的同类股票上市，它们获得的收益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1957年至1958年，当普通市场处于高水平时，售价低于流动资金的公司仍大量地存在，而且数量之多令人惊异。在其他章节，我曾列出了一些属于大类的廉价证券。
在评价和选择普通股时，我建议把过量的流动资产价值作为一个明确的“增长因素”。如果能发现流动资产价值具有令人满意的收益能力，它就提供了有力的购买理由。对那些坚持将此放入公式的人，我建议在评价时，将流动资产价值超过收益能力价值量的一半加入到收益能力价值中去。
在以前，用现在或最近的一些例子论述这个规律比较容易。在1964年初，能用的例子不多，如果用了，也只具有一些可疑的独特性。不过，正如我所写的，我将会用一些当前的示范性例子来阐述这个问题。
1964年3月，Burton-Dixie公司(床垫、枕头等制造商)以每股20美元卖出。在这以前的5年里，它的收益相对比较少，每股账面价值50美元，平均收益1.50美元。在1963年，每股平均收益1.03美元，独立的流动资金大约每股30美元，而现金资产每股16美元。保守的评价者估计每股长期收益1.50美元，并给18美元的收益能力价值提供12的倍数。但如果接受我的建议，他会再加上18美元和30美元的流动资金价值之间差值的一半，也就是说，相对比较合适的估价是每股24美元。
我不能自信地预测购买单一上市的股票，像1964年3月Burton- Dixie的价格那样还能获利。但如果能找到一些这样的组合，那么几乎一定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头等和次等普通股
防御型投资者和进攻型投资者之间实际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要限制自己向大的和领先的公司投资;反之，如果后者的判断力和技巧告诉他这些公司有足够吸引力，那么他可能购买它们的股票。我认为，防御型投资者在对主要的股票作选择时，不必受我的评价方法或类似方法的影响，否则会给他带来比预想的更多的麻烦。如果他采用多种投资方法，或者采用如第9章里策路B和策略C论述的更简单的选择标准，那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如果进攻型投资者买进领头的或一流公司的股票，他就会大胆地通过在众多股票中选择“最好的”来证明自己的独立判断。他会为这个目的而选择我的评价方法，或者采用对他和他的顾问有更强吸引力的其他选择方法。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我认为使人放心的情况应该是，他驹买的股票价格所表示的企业总的市场价值，不要过于高出实际记录和谨慎的前景预测的价格。
就那些已知有广阔前景并因此而表现得最热门和有最高价值的公司来说，很明显不能这样做。想想施乐公司，在1964年后期以132美元卖出，这个投机成功的公司因此在市场上拥有27亿美元的价值。这个数字依次是1963年销售额的10倍、利润的117倍、每股不足3美元的净有形资产的约50倍。我的主要论点是，作为真正的投资，不能买那种价格的普通股和同一水平的其他股，除非投资和投机混合在一起，投机占了统治地位，或对自己真正的购买动机含混不清。
很难精确地划清次等股的范围。它包括大约2 000种上市股票和好几千种未列出的股票，它们一般未被认作为有很大的市场发展前景的主力，从而进入“贵族阶层”。很明显，无论何时，在意见相异处都会有大量的相同部分。但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应知道他目前所考虑的上市证券是属于头等级别还是次等级别。
聪明的投资者能够成功地在次等普通股中运作，他只在廉价时买进。这意味着当它们的短期前景看好也就是普通的购买者可能对它们很感兴趣的时候，聪明的投资者几乎不会买进它们。在这种时候，市场价格持续上升，并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预期的长期价值。明显地，这是一个有利的卖出而不是买进机会。
在这些次等公司不景气甚至有些无望的时候，价格水平其实更适合进攻型投资者。在这种时候对一种证券作出大的选择并不难，那就是，证券内在价值是其卖出价的2倍。这个评价方法经常被使用，很有利于确定预期公平价值。如果投资者确信他没有为这个价值中的每美元支付多于67美分甚至更少的钱，那么，他有充分的理由期望在来年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为了说明在有吸引力的水平上的次等普通股的选择，我们将回到1957年的年末。在表30中，列出了在那时满足以下4条投资价值标准的5种股票。
①基本规模: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流动资本。
②主要“廉价”标准:以低于净流动资产2/3的价格卖出普通股。
③低市盈率:价格不超过1957年收益的8倍。
④良好的分红历史:至少在以前10年分过红利。
这5种股票在后来的两年里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1959年12月的总价值略微超过前两年的净流动资产价值。
表30 1957年末的5种交易股票(以美元为单位)
评估普通股的规则
以下11条建议为投资者或证券分析家提供了一组规则。这些建议试图给他们的评价工作以明确的帮助。
①评估价值取决于对收益能力的预测，因此要选用合适的倍数，如果必要还要通过调整资产价值来决定。
②收益能力一般代表对未来7年平均收益的预测。
③上面的预测应该是在对美元数量和利润率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起点就是过去一些时期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过去7至10年内的那些情况。
④当把早些年的价格用到计算中时，应该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反映后来资本额所导致的变动。
⑤倍数应该反映未来收益更长期的变化。倍数选12对股票的中立预测比较适当，“中立预测”也就是每股收益年预期增长不超过2%。这个数字的增加或减少依赖于评估者的判断和偏爱。除了异常情况外，最大的倍数应是20，最小的倍数应是8。倍数的范围应该符合一定规律，并随基本利率的变化而相反地改变。当然，能否在实际中这样做还值得怀疑，这是因为在市场中，心理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倍数—能使较高的利率更高，使较低的利率更低。
⑥如果有形资产价值少于收益能力价值(收益能力倍数)，后者会由于反映了这种缺陷的一些恣意的因素而减少。我建议的因素是:将收益能力价值超过资产价值2倍的量减少1 /4(这里允许不扣除超过有形资产100%的额外部分)。
⑦如果净流动资产价值超过了收益能力价值，可以让后者增大到超过最后估定价值的50%
⑧有些因素是不能控制的，例如战争收益，或战争的约束，或临时使用权，或租赁条件，或由于过去损失而获得的收入税的有限的减免。在不考虑反常条件的情况下，可能的收益总数或每股的损失应该是能估计到的，并且应该在评估价值时加入或从中扣除。
⑨在资本化结构有很大投机性的地方，也就是在那些企业优先股总量较大而不够均衡的地方，企业的总价值应首先被确定，如果企业只拥有普通股的话。这个价值应该以企业承认的主要债权经营价值为根据，然后在优先股和普通股之间进行分配(注意这个处理方法和基于优先股分解权的评估之间的区别)。如果根据前面第8条中所指反常条件来说需要调整，这种调整应该对企业总价值进行而不是对每股的基价进行。
⑩只有在评估价至少超过市场价1/3时，它们对指导当前购买才具有明显的价值。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作为补充的事实可以用在分析和投资决定中，如果现价高出评估价较多，它们也可用在卖出的决定中。
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普通股的投机性越强，符合鉴定价值的实际根据就越少，特别是成长型公司，在它们的总价值中很可能有真正的投机性成分，对此无法作出任何可靠的计算。
头等和次等普通股
防御型投资者和进攻型投资者之间实际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要限制自己向大的和领先的公司投资;反之，如果后者的判断力和技巧告诉他这些公司有足够吸引力，那么他可能购买它们的股票。我认为，防御型投资者在对主要的股票作选择时，不必受我的评价方法或类似方法的影响，否则会给他带来比预想的更多的麻烦。如果他采用多种投资方法，或者采用如第9章里策路B和策略C论述的更简单的选择标准，那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如果进攻型投资者买进领头的或一流公司的股票，他就会大胆地通过在众多股票中选择“最好的”来证明自己的独立判断。他会为这个目的而选择我的评价方法，或者采用对他和他的顾问有更强吸引力的其他选择方法。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我认为使人放心的情况应该是，他驹买的股票价格所表示的企业总的市场价值，不要过于高出实际记录和谨慎的前景预测的价格。
就那些已知有广阔前景并因此而表现得最热门和有最高价值的公司来说，很明显不能这样做。想想施乐公司，在1964年后期以132美元卖出，这个投机成功的公司因此在市场上拥有27亿美元的价值。这个数字依次是1963年销售额的10倍、利润的117倍、每股不足3美元的净有形资产的约50倍。我的主要论点是，作为真正的投资，不能买那种价格的普通股和同一水平的其他股，除非投资和投机混合在一起，投机占了统治地位，或对自己真正的购买动机含混不清。
很难精确地划清次等股的范围。它包括大约2 000种上市股票和好几千种未列出的股票，它们一般未被认作为有很大的市场发展前景的主力，从而进入“贵族阶层”。很明显，无论何时，在意见相异处都会有大量的相同部分。但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应知道他目前所考虑的上市证券是属于头等级别还是次等级别。
聪明的投资者能够成功地在次等普通股中运作，他只在廉价时买进。这意味着当它们的短期前景看好也就是普通的购买者可能对它们很感兴趣的时候，聪明的投资者几乎不会买进它们。在这种时候，市场价格持续上升，并可能接近甚至超过预期的长期价值。明显地，这是一个有利的卖出而不是买进机会。
在这些次等公司不景气甚至有些无望的时候，价格水平其实更适合进攻型投资者。在这种时候对一种证券作出大的选择并不难，那就是，证券内在价值是其卖出价的2倍。这个评价方法经常被使用，很有利于确定预期公平价值。如果投资者确信他没有为这个价值中的每美元支付多于67美分甚至更少的钱，那么，他有充分的理由期望在来年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为了说明在有吸引力的水平上的次等普通股的选择，我们将回到1957年的年末。在表30中，列出了在那时满足以下4条投资价值标准的5种股票。
①基本规模: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流动资本。
②主要“廉价”标准:以低于净流动资产2/3的价格卖出普通股。
③低市盈率:价格不超过1957年收益的8倍。
④良好的分红历史:至少在以前10年分过红利。
这5种股票在后来的两年里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1959年12月的总价值略微超过前两年的净流动资产价值。
表30 1957年末的5种交易股票(以美元为单位)
评估普通股的规则
以下11条建议为投资者或证券分析家提供了一组规则。这些建议试图给他们的评价工作以明确的帮助。
①评估价值取决于对收益能力的预测，因此要选用合适的倍数，如果必要还要通过调整资产价值来决定。
②收益能力一般代表对未来7年平均收益的预测。
③上面的预测应该是在对美元数量和利润率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起点就是过去一些时期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过去7至10年内的那些情况。
④当把早些年的价格用到计算中时，应该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反映后来资本额所导致的变动。
⑤倍数应该反映未来收益更长期的变化。倍数选12对股票的中立预测比较适当，“中立预测”也就是每股收益年预期增长不超过2%。这个数字的增加或减少依赖于评估者的判断和偏爱。除了异常情况外，最大的倍数应是20，最小的倍数应是8。倍数的范围应该符合一定规律，并随基本利率的变化而相反地改变。当然，能否在实际中这样做还值得怀疑，这是因为在市场中，心理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倍数—能使较高的利率更高，使较低的利率更低。
⑥如果有形资产价值少于收益能力价值(收益能力倍数)，后者会由于反映了这种缺陷的一些恣意的因素而减少。我建议的因素是:将收益能力价值超过资产价值2倍的量减少1 /4(这里允许不扣除超过有形资产100%的额外部分)。
⑦如果净流动资产价值超过了收益能力价值，可以让后者增大到超过最后估定价值的50%
⑧有些因素是不能控制的，例如战争收益，或战争的约束，或临时使用权，或租赁条件，或由于过去损失而获得的收入税的有限的减免。在不考虑反常条件的情况下，可能的收益总数或每股的损失应该是能估计到的，并且应该在评估价值时加入或从中扣除。
⑨在资本化结构有很大投机性的地方，也就是在那些企业优先股总量较大而不够均衡的地方，企业的总价值应首先被确定，如果企业只拥有普通股的话。这个价值应该以企业承认的主要债权经营价值为根据，然后在优先股和普通股之间进行分配(注意这个处理方法和基于优先股分解权的评估之间的区别)。如果根据前面第8条中所指反常条件来说需要调整，这种调整应该对企业总价值进行而不是对每股的基价进行。
⑩只有在评估价至少超过市场价1/3时，它们对指导当前购买才具有明显的价值。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作为补充的事实可以用在分析和投资决定中，如果现价高出评估价较多，它们也可用在卖出的决定中。
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普通股的投机性越强，符合鉴定价值的实际根据就越少，特别是成长型公司，在它们的总价值中很可能有真正的投机性成分，对此无法作出任何可靠的计算。
应用股票分析技术发现贬值的题材:
六个案例
股票市场上绝大部分理论收益并不是那些处于连续繁荣的公司所创造的，而是那些经历大起大落的公司所创造的，是通过在股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出售创造出来的。
对进攻型投资者有吸引力的购买机会产生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普遍的和经常性的原因是整个市场的低迷及公众对个人股票的极端厌恶。有些时候，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市场对公司经营的重大改进和它的股票价值的变动没有反应。一般情况下这发生在管理趋于改善的地方(在第8章已讨论了克莱斯勒的情况;另一个案例是Crown Cork and seal,1956年产生了新的管理体制，但其收益和市场价大幅升高的结果到1959年才显现出来)。我们经常发现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异，这是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公司的真实情况，这依次归因于会计核算的或公司关系的一些复杂因素。
有效的股票分析就是解决这些复杂因素并且弄清真实情况和真实价值。在本章中，我将给出这种分析作业的6个案例，它们取自铁路、公用事业和工业领域。其中3个案例在原先版本的第13章用过。那时，我这样写道:“另一方面，选择现行的例证，并由此思考与我们推论所喻示的不同的市场，将是十分轻率的。而我们恰巧认为分析不具有例证的价值，哪怕是一个相当属实的例证，除非它充分反映了能适用于不确定的时间，换句话说，除非它甘冒不可避免地犯错误的风险。”
1954年的版本中加入了一个新的案例，1959年的版本中加入了另一个案例。读者应该很有兴趣地去找出这些建议的结果。我现在提供6个不同案例。
案例Ⅰ(选自1949年版)
北太平洋铁路普通股， 1947年12月31日 价:20美元;
1948年12月31日 价:16.75美元。
综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很多年里，北太平洋公司是较强的铁路企业之一。在1901年至1930年间，它每年所付红利不低于每股5美元。30年代公司遭受了经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它避开了财务清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6年至1940年间，收益极少，没有丝毫的分红。然而，从1940年起，它又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并且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收益1947年底并没有反映在价格上，它还处在1937年平均水平以下。这种迟缓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从1942年起，未能偿付超过每股1美元的红利—似乎控制着股票的平均价格;第二，北太平洋公司报告中对股票真实收益计算不足，这是由于一定数量的重要收益条款未列人收人账目。
北太平洋公司额外收益能力中有4个要素超过了所说的每股收益。它们的种类和结果列在表31中，还带有注释。
表31证明，北太平洋公司在1938年至1947年间，仅以3倍于其真正的平均年收益的价格卖出其股票，并且在这段时间内，每股有68美元(不足1 /3)通过保留的盈利加人了普通股的净资产。我在计算中最重要的调整是Burlington(C.B.&Q)净资产的增加。北太平洋公司和the GreatINorthern拥有成功的运输业的近一半。根据技术统计规则，北太平洋公司未分配收益的Burlington股份不必向公司的股东们报告，但在最后的分析中，它们和公司的自身收益一样真实可靠。实际上，对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东们来说，Burlington的业务总收益和净收益与公司直接运作所得的一样多。
表31北太平洋铁路股1938一1947年收益“
a。作为报告，用于反映附加资产净值所作的调整。
在这种条件下，证券分析家的工作就是提供比公司自己的报表有更多信息的图表。表32提供的简明收入统计表为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东们反映了两个方面的统计结果 l)提供给州商业委员会和其证券持有者们的例行报表;(2)合并收益，包括它每股总收益、Burlington和(S.P.&S).的净收益和地产部门转化为收入的利润。
这些综合数据不但大幅度超过所报每股收益，而且还反映了这个事实，即北太平洋公司的营业状况和信贷地位已经变得十分良好，最重要的是1937年以来，总固定费用削减了30%。
形成北太平洋公司地位的另一个因素，应该是分析家提出的它所拥有的广泛的设备，公司可以通过其他运输者定期所付租费获得大量的收入(1947年，公路业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净租金521.6万美元)。在战争期间，公路业花费了不少于4 000万美元用于添置新设备，这是由于根据战时统计所允许的特殊的折旧费或折旧提成，设备也会贬值趋向零。在10年中，北太平洋公司自己用于折旧的支出总数是9800万美元，相当于以每股40美元计。这就意味着公司有大量的新有形资产以很小的净价记在资产负债表中。
表32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分析结果(以千美元为单位)
结论
北太平洋公司的案例论证了机苦的投资者感兴趣的两个观点;第一，受传统统计方法的影响股价将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变动，而在有些情况下不可能描绘出普通股真实的经营情况和结果。第二，如果长期保持与收益相关的低股息率，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交易，这是由于低股息压低股价，同时它又允许不断增长的资产净值以未分配的收益形式积累。
1947年末，北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毫无疑问地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会造成一些似乎很清楚的估价过低的情况。除非以后铁路行业的运转比预期的总体市场不利得多，否则，在20美元时购买北太平洋股票的人，只能期望对其股价和经营结果之间的悬殊差异作重大校正。尽管随后的价格降至14美元，股息升至每股1.50美元，作出这种预测也还显得很冲动，但我愿意坚持这一点。
结果(1953年增加)
后来的发展是惊人的。1952年北太平洋股以94美元卖出，差不多是1948年底的6倍。这次大幅度地提高是由于出现了我在1949年分析中没有预见到的事件，那就是在Williston盆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油田，那里的一大片地产属子北太平洋公司。这种从天而降的运气使它变成了公众投机的目标。
公司的全面收益保持在我的分析中所反映的平均率水平，并且红利提高到每股基点3美元，按季度支付。在研究者中的一般观点是，作为铁路股北太平洋值得定在50美元的价位。如果在Williston盆地没有重大发现，我的建议可能会非常合理，但这个运气不可否认地证明了它是北太平洋案例中的重要因素。
案例Ⅱ(选自1949年版)
标准动力与照明(SP&L)优先股，每股7美元(红利累计至1947年末，每股90美元), 1947年12月31日 价:l06美元。
综述
这个案例分析比其他证券分析更为复杂。我选择它是为了给读者以公司事务错综复杂的印象。那些不受投资中技术方面因素干扰的读者可能会略过这一部分。为了简明起见.我将扼要地进行分析。
SP&L是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系统中一家最好的公司,此系统由于1935年制订的《控股公司条例》而被解散。SP&L的主要资产是标准电气公司的最优先股和普通股。后者在许多公司拥有股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费城公司。这也是一家控制着位于匹兹堡的著名的DuquesneLight公用事业的控股公司。把SP&L系统复杂的组织精简或解散的计划被长期耽搁了,主要原因是由于标准电气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们的利益冲突。1948年初,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了一些压力,以加快这个工作的速度。SP&L公司的一些显著要素概括在表33中。该表的关键部分是估算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选自一个有经验的公用事业股分析家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由纽约证券交易所①于1948年2月出版。它们由标准电气公司系统的预计收益能力所推出,并按保守的比率资本化。所有标准电气股票总价值的70%分配给最优先股,25%分配给次级优先般,5%分配给普通股。这个分配顺序.反映了证券分析家们
① Josephthal&Company
关于上市优先股的优先权在执行实际计划过程中是怎样减少的观点。
SP&L优先股所示价值
根据上述资产评价，SP&L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支付优先股每股190美元的全部本金并返回股利。如果运用这种方法，在每股190美元时购买优先股会非常有利可图，但有经验的投资者将考虑到优先股不会被完全付清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除了证券盘子较小或有利可图，有经验的投资者不愿意接受按计划购买证券的理论。和106美元的价格相比的损失会达到25%，但是SP&L优先股仍留有每股143美元的补偿价值(1947年12月起优先股加7美元股利)。
如果研究一下这些活动的历史，我们会发现SP& L优先股价值的另一种情况。在1945年S.E.C.通过的重组计划中，其每股可送资本重组后的14.5股普通股，而标准电气公司的7美元优先股可获得10.5股。这为这两种上市股票确定了14.5:10.5的价值比。虽然新计划与旧的完全不同，但假定这些最优先股的相关价值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是公平的。以 1947年12月31 日为基点，标准电气优先股每股7美元的市价将会保证和SP&L上市股133美元的价格相对应。事实表明，后一种股票在市场上被相对忽略了，大概主要是由于它不像标准电气公司那样出名。
结论
过去的经验表明，当过程延续时，标准电气7美元的优先股最终的计算会比其卖价高得多。因此，作为结论，我认为P&L优先股最终有较好结果是合理的。
会对这个结论产生不利影响的危险和障碍是什么呢?
首先，是时间问题。没有人能说出在这种情况下要多久才能得出结果，是需要两年呢还是更长时间。虽然这足以使投机者望而却步，但对真正的投资者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价值在所显示的价格附近变化，即使这个操作从1947年12月起用了3年时间，投资者也会对年收益非常满意。
其次，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当工作还在进行中时，经济形势就恶化了，所属公司股票价值急剧地下跌。危险是现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就公用事业普通股的一般性投资来说，其危险性与之相比没有什么不同。由于购买的SP&L优先股潜在价值大大地超过了它的目前价格，从而带来了大量的边际安全，所以公用事业因为发展不顺利所导致的最终破产的可能性相对减少了。
依据对复杂情况的详尽分析，这种廉价购买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会产生有利的结果。
结果(1953年增加)
标准电气公司和P& L重组计划的耽搁比预期的要长。然而在这期间，公司潜在的地位提高了，并且1949年SP& L公司优先股价格在7美元时，红利重新开始支付。在1947年12月之后的3年里，股票以165美元卖出。1953年公司按股东的选择(或者是新股或者是现金)，以面值支付了全部欠债，加上10美元的偿债滋付，再加上红利，总计每股214.65美元。
案例Ⅱ(选自1949年版)
标准动力与照明(SP&L)优先股，每股7美元(红利累计至1947年末，每股90美元), 1947年12月31日 价:l06美元。
综述
这个案例分析比其他证券分析更为复杂。我选择它是为了给读者以公司事务错综复杂的印象。那些不受投资中技术方面因素干扰的读者可能会略过这一部分。为了简明起见.我将扼要地进行分析。
SP&L是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系统中一家最好的公司,此系统由于1935年制订的《控股公司条例》而被解散。SP&L的主要资产是标准电气公司的最优先股和普通股。后者在许多公司拥有股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费城公司。这也是一家控制着位于匹兹堡的著名的DuquesneLight公用事业的控股公司。把SP&L系统复杂的组织精简或解散的计划被长期耽搁了,主要原因是由于标准电气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们的利益冲突。1948年初,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了一些压力,以加快这个工作的速度。SP&L公司的一些显著要素概括在表33中。该表的关键部分是估算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选自一个有经验的公用事业股分析家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由纽约证券交易所①于1948年2月出版。它们由标准电气公司系统的预计收益能力所推出,并按保守的比率资本化。所有标准电气股票总价值的70%分配给最优先股,25%分配给次级优先般,5%分配给普通股。这个分配顺序.反映了证券分析家们
① Josephthal&Company
关于上市优先股的优先权在执行实际计划过程中是怎样减少的观点。
SP&L优先股所示价值
根据上述资产评价，SP&L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支付优先股每股190美元的全部本金并返回股利。如果运用这种方法，在每股190美元时购买优先股会非常有利可图，但有经验的投资者将考虑到优先股不会被完全付清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除了证券盘子较小或有利可图，有经验的投资者不愿意接受按计划购买证券的理论。和106美元的价格相比的损失会达到25%，但是SP&L优先股仍留有每股143美元的补偿价值(1947年12月起优先股加7美元股利)。
如果研究一下这些活动的历史，我们会发现SP& L优先股价值的另一种情况。在1945年S.E.C.通过的重组计划中，其每股可送资本重组后的14.5股普通股，而标准电气公司的7美元优先股可获得10.5股。这为这两种上市股票确定了14.5:10.5的价值比。虽然新计划与旧的完全不同，但假定这些最优先股的相关价值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是公平的。以 1947年12月31 日为基点，标准电气优先股每股7美元的市价将会保证和SP&L上市股133美元的价格相对应。事实表明，后一种股票在市场上被相对忽略了，大概主要是由于它不像标准电气公司那样出名。
结论
过去的经验表明，当过程延续时，标准电气7美元的优先股最终的计算会比其卖价高得多。因此，作为结论，我认为P&L优先股最终有较好结果是合理的。
会对这个结论产生不利影响的危险和障碍是什么呢?
首先，是时间问题。没有人能说出在这种情况下要多久才能得出结果，是需要两年呢还是更长时间。虽然这足以使投机者望而却步，但对真正的投资者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价值在所显示的价格附近变化，即使这个操作从1947年12月起用了3年时间，投资者也会对年收益非常满意。
其次，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当工作还在进行中时，经济形势就恶化了，所属公司股票价值急剧地下跌。危险是现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就公用事业普通股的一般性投资来说，其危险性与之相比没有什么不同。由于购买的SP&L优先股潜在价值大大地超过了它的目前价格，从而带来了大量的边际安全，所以公用事业因为发展不顺利所导致的最终破产的可能性相对减少了。
依据对复杂情况的详尽分析，这种廉价购买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会产生有利的结果。
结果(1953年增加)
标准电气公司和P& L重组计划的耽搁比预期的要长。然而在这期间，公司潜在的地位提高了，并且1949年SP& L公司优先股价格在7美元时，红利重新开始支付。在1947年12月之后的3年里，股票以165美元卖出。1953年公司按股东的选择(或者是新股或者是现金)，以面值支付了全部欠债，加上10美元的偿债滋付，再加上红利，总计每股214.65美元。
案例Ⅳ(选自1954年版)
荷兰王牌石油公司(RDP}，美国股，1953年6月价:27美元。
综述
RDP占有RDS集团(英荷壳牌石油公司)60%的股份。集团总是作为整体经营，是世界第二大石油企业。直到近几年集团的财务和经营报表仍不健全。由于它不作全面分析，因此不能与其他石油公司作比较。这些不足在1951年的报告特别是1952年的报告中作出了补救。
对1952年经营情况的研究表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是一家非常活跃和成功的企业，根据它的预示收益力，公司的股票例外地在市场上以低价卖出。通过与同一领域的一家更大的
竞争者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简单比较，这些事实会最有效地反映出来。更重要的数据反映在表35中。
作为大型石油企业，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所有相似之处都显示在相比较的数据中，但基本区别在于某些价格。英荷壳牌公司的预示市场价值(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场外市场中英荷壳牌股票27美元的卖价)只是新泽西公司的29%，但它的销售量却是新泽西公司的90%，在折旧和损耗前，它们的净收益几乎相等。作为一个结果，购买英荷壳牌股票的投资者会获得3倍于新泽西股票投资者的现金收益及2.5倍于新泽西股票的最终收益。RDP的1953年6月价与其他大型美国石油公司所作的比较，表明获利是相类似的。
结果(1959年增加)
无论是绝对的还是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完美的市场经营相比较而言，RDP的经营都是相当好的。前者股票1股已经分成3股，1957年价格达206美元，获利163% ; RDP以
20%的股利率分红后，升到120美元，提高了340 %
最后的话
当操作最有条理时，投资才是最理智的，尽管人们惊奇地看到，许多尝试在华尔街从事投机的有才能的商人，完全无视所有著名的原理，他们的事业仍然取得了成功。然而，首先，每一个公司的证券可被看作为一个特殊商业企业的所有权，或权利交换;其次，如果一个人准备通过证券的买卖而获得收益，那么他正在从事商业冒险，如果想有成功的机会，就必须按照公众接受的商业原理运行。
第一个也是明显的商业原理是:“知道你正在做什么—知道你的商业。”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不要试图从证券中取得“商业收益”，即超出正常权益和红利收入的收益，除非你了解证券的价值就像了解你打算制造或经营的商品的价值一样。
第二个商业原理:“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人经营你的业务，除非你能够理解和非常谨慎地控制他的行动，或者你能异常坚定地无保留地相信他的忠诚和能力。”对投资者来说，这个原理决定了在什么条件下，他将允许其他人用他的钱做什么。
第三个商业原理:“不要着手操作，即制造或交易一种物品，除非可靠的计算表明其很有可能产生相当好的收益。特别是，远离有很少收益和很大损失的冒险。”对有进取心的投资者，这意味着他为获得收益所进行的操作不应基于信心而应基于算术。对每一个投资者，它意昧着当他将收益仅限于一个小数字时，就像普通债券或优先股所获得的那样，那么他必须确信没有以其资本的主要部分冒险。
第四个商业原理更直接:“利用你的知识、经验和勇气。如果你已经从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并且你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按照它行动，即使其他人可能怀疑或有不同意见。”由于公众与你的意见不同，因而你既不正确也不错误;由于你的数据和推理是正确的，因而你是正确的。同样，在证券世界中，在有适当的知识和经过检验的判断后，勇气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幸的是，对典型的投资者，为了成功而强加这些品质给他是绝对不必要的—假设他将抱负限于其能力之内，并将他的活动限于安全的和狭窄的范围，即防御型投资。取得一般的投资结果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容易，取得非常好的结果则很难。
案例V(选自1959年版)
胡佛公司，A级股，1957年12月价:14美元。
综述
胡佛电动吸尘器公司是一家众所周知的美国真空吸尘器制造商。除了国内的商业经营外，它还控制着三家外国子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占有53%股权的英格兰胡佛电动吸尘器有限公司。这家英国子公司未分配的收益中有大量的资产净值。由于这些资产净值没有直接反映在收入统计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因此，母公司的收益和资产价值的计算都是不充分的。这方面的情况类似于北太平洋公司的案例，但没那么复杂。
在1957年底，胡佛电动吸尘器美国股定价偏低，这是因为卖出价只是当年总收益的4.3倍，少于10年平均收益7倍的值(见表36)。如果加入英国价格的53%，那么市场价只能由流动资金独立弥补。美国股只以它们有形资产净值的60%卖出，而英国股1957年的卖出价高于它们的资产价值。1957年的股利率接近8%。
考虑到公司十分坚挺的地位和成功经营的长远历史，其股票显然估价过低，尤其与伦敦市场英国股票更自由的估价形成了鲜明对照。
结果
这些股票在1957年以后，表现很好。1963年底，A级股(1股分成2股)的价格相当于67美元，而在6年前只是14美元。
案例Ⅵ(1964年6月的数据)
芝加哥特勒.郝特和东南铁路公司(TH )，第一批债券，1994年到期，发行价2.75~4.25美元，此时交易价70美元;收入债券，1994年到期，发行价2.75~4.5美元，此时交易价67.5美元。
综述
在这个案例中，主要说明有时由于特殊的原因，在相关的价格和价值之间出现的差异。TH债券在低于其他债券一般价格时，卖得很好。
这些上市证券都是密尔沃基铁路的债券，例如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和太平洋。它们获得了2.75%的固定利息，在这一点上与也在1994年到期的密尔沃基第一批面值4美元的债券相同。它们还采用了1.5%的浮动利率(根据收益的情况)，这一点和密尔沃基面值4.5美元的A级收入债券相同(至于它们一定运费的留置权，TH的第一批债券领先于TH的收入债券，而作为同一大公司的债券在其他方面情况相同)。可以想像，实质上TH每美元利息收入和具有同样利息支付要求权的密尔沃基一样多。这样，TH的价值等于密尔沃基面值4美元的第一批债券的275 /400或11/16，加上A级收入债券面值4.5美元的1/3。
1964年6月，各个价格和相应价值的关系列在表37中。
在这个表中，惊人之处是TH债券实际收益比MIA债券
高，虽然TH有大部分优先债权和利率平价债权。TH支付的大部分利息是固定的铁路债券，相反4.5美元A级债券支付的全部是多少与收益挂钩的利息。尽管在可比较的领域情况相反，但在摩迪等级中，TH与密尔沃基4美元首批债券一样被评为“一级”，这种评价比4。5美元的收人债券更好。也许，更令人惊异的是TH债券甚至比密尔沃基B级收入债券获益更多的事实，因为后者就利息的偿付权来说完全是低等级的债券。
各种证券价格矛盾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这里不是没有它不可思议的方面。就我的观点来说，它主要是由于TH债券不适当的证券形式引起的，而这种形式又是由于TH债券兼有固定和非固定利息的规定造成的。但是，作为证券分析者，证券实际的价值低估对于警告债券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根据，债券投资者可以在议价基础上通过将普通品质的债券出售而获益。
股票收益和价格的变动模式
现代股市的变动是一种大量技巧运用在狭窄领域的表现。
股市行为必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行为，否则稍懂一点知识的人就能盈利。投资者必须着眼于价格水平与潜在或核心价值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市场上正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的变化。
普通股的投资价值取决于反映该股票盈利能力的一定系数。盈利能力是指未来预期的平均收益。盈利能力概念应考虑到股票在不同年代好的和差的收益的数值。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普通股的价值或内在价值既不会因经济萧条时收益下降而下降，也不会因经济繁荣时收益提高而提高。价值变化只是与未来长期的发展相联系，或者与那些无关于原始评价的因素相联系(这种说法忽视了收益再投资能导致股票价值年复一年地增长，事实上，一个成长股这样的年度增长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这种增长在价格行为上很少以规则方式来表现)。 股票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相当明显的。股票价格对影响定期或近期收益的细微变化都会作出强烈的反应，股市变化似乎显示这样一个公理:股票价格在市场形势有利时比不利时高。所谓有利与不利均是长期情况的一部分，两者均应无偏见地被接受，然而这并不是股市哲学的部分。后者似乎根源于这样的感觉，没有任何事是真正永久的，那么在逻辑上就可将短暂视作长久，尽管我们知道不是这样。
股市行为必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行为，否则稍懂一点知识的人就能盈利。我们从一个小的情况就可看到股市的令人困惑之处，即有时股市价格反映市场正发生的事，有时则反映
将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它类似我们熟悉的“贝壳”游戏。下期股市价格像豌豆一样随偶然因素灵活跳动，它不是跳到受今年市场影响的贝壳就是跳到受下一年市场影响的贝壳，甚至
更下一年的贝壳，因此股民们常把他们的钱投到一个错误的地方。
正如读者们现在所知，投资者不能仅靠思考赢得股市贝壳游戏的胜利。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缺乏智力或探索市场的能力，事实上正相反，这是由于有很多聪明而又经验丰富的人同时在市场中竞争并企图取得胜利，结果他们所有的技术和智力相互中和或抵消，事实上的经验、信息充分的结论反而显得无用，甚至不如抛硬币来决定。
现代股市的变动是一种大量技巧运用在狭窄领域的表现。聪明人之间相互竞争，一部分人盈利，另一部分人则亏损。价格变动量实在是令人捉摸不透的，你对它了解愈少，其变化似乎愈有规则，因此也就可获利;当你在轻易获得利润的基础上试图去了解市场变动的准确规律时，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那么有规律，市场上充满了欺骗与灾难。
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人们对市场变动较少注意时，却往往获得利润，这与人们的一般常识是相反的。投资者必须着眼于价格水平与潜在或核心价值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市场上正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的变化。
让我们用感性而非理性的方式来研究股市大范围小波动的一些特征。如果一个投资者准备购买并持有普通股，他至少应对该股过去几年中价格变动模式有所了解。如果他掌握
了这些信息，过去35年的价格变动就会对他的购买与出售计划产生影响。
通过研究1924年至1959年的价格变动记录，我们看到没有人能预知股市价格变动的范围，但我们可以假定未来价格很有可能也像1924年至1959年一样变动，而不是偏离这一模式。所以，即使投资者不能或不愿意用这些典型价格变动知识去获利，但将其作为未来变化的心理准备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1949年至1964年市场变动模式与以前同样长期的变动模式是很不相同的，在不同的例子之间价格变动差别很大。谁能预测1965年至1979年的变动情况同过去的15年相似。或同1935年至1949年和1919年至1934年相似呢?
模式1:普通股价格变动与高度稳定的收益
图1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连锁店S. H. K。公司1924年至1945年的盈利和分红记录，同时反映了那段时间较极端的价格变动。
每股年收益的稳定性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在图左的22年中有16年股价仅在1.93一2.32美元之间变动，在图右的6年中高峰期为2.88美元，低谷期为1.38美元。图上没有一点给出公司萧条和繁荣时的变化价格。变动完全起因于心理变化。该图利用相当精确的测量方法描述了市场价格的变动范围。
在一定的环境下，价格变动的范围值得仔细考虑。例如从12美元升到62美元，然后降至9美元，又升到48美元，再降至20美元，再升至49美元。在1933年至1937年每股收益仅在2. 11 ~2. 31美元之间，但价格范围为13 .5~47 . 5美元。在1939年至1945年的6年里，收益在1 .93~2 . 25美元，而价格范围为19 . 5~ 49 . 25美元。(在最后几年里
S.H.Kress公司的收益突然跃上2倍于战前的台阶，例如1950年每股收益为5.12美元，价格随收益相应升到62 . 5美元，1952年价格在50 .5~ 54 . 5美元之间波动，后来它的盈利能力几乎丧失。这说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企业业务有巨大变动的倾向。)
一个类似的情况出现于哥伦比亚碳公司，在1922年至1945年间有15年，收益在5 ~7美元间变动，然而其价格依次从36美元升至135美元，降至65美元，升至136.5美元，
再降至54美元(在1929年盈利是8, 4美元，而价格上升至344美元;在1932年收益是1. 77美元，而价格降至13.5美元)。
我们暂且撇开1928年至1933年间因股票市场的动荡而产生的价格变化不谈，上图说明了工业股的一般情况(其内部价值并无多大变化)，牛市价往往是熊市价的2~3倍。每一位购买普通股的股民都应知道证券市场的内在特征。
模式1:普通股价格变动与高度稳定的收益
图1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连锁店S. H. K。公司1924年至1945年的盈利和分红记录，同时反映了那段时间较极端的价格变动。
每股年收益的稳定性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在图左的22年中有16年股价仅在1.93一2.32美元之间变动，在图右的6年中高峰期为2.88美元，低谷期为1.38美元。图上没有一点给出公司萧条和繁荣时的变化价格。变动完全起因于心理变化。该图利用相当精确的测量方法描述了市场价格的变动范围。
在一定的环境下，价格变动的范围值得仔细考虑。例如从12美元升到62美元，然后降至9美元，又升到48美元，再降至20美元，再升至49美元。在1933年至1937年每股收益仅在2. 11 ~2. 31美元之间，但价格范围为13 .5~47 . 5美元。在1939年至1945年的6年里，收益在1 .93~2 . 25美元，而价格范围为19 . 5~ 49 . 25美元。(在最后几年里
S.H.Kress公司的收益突然跃上2倍于战前的台阶，例如1950年每股收益为5.12美元，价格随收益相应升到62 . 5美元，1952年价格在50 .5~ 54 . 5美元之间波动，后来它的盈利能力几乎丧失。这说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企业业务有巨大变动的倾向。)
一个类似的情况出现于哥伦比亚碳公司，在1922年至1945年间有15年，收益在5 ~7美元间变动，然而其价格依次从36美元升至135美元，降至65美元，升至136.5美元，
再降至54美元(在1929年盈利是8, 4美元，而价格上升至344美元;在1932年收益是1. 77美元，而价格降至13.5美元)。
我们暂且撇开1928年至1933年间因股票市场的动荡而产生的价格变化不谈，上图说明了工业股的一般情况(其内部价值并无多大变化)，牛市价往往是熊市价的2~3倍。每一位购买普通股的股民都应知道证券市场的内在特征。
模式3:极端的兴衰
下面列举的几个公司就其代表的证券市场持久的易被发现的部分来说，并不能称为典型的例子。极端的例子虽不常见，但却向投资者们展示了企业的发展变化是多么不同寻常。
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变化是由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福特公司的每美元原始投资价值大幅增长。相反，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45年前许多人认为NewHavevs铁路股是一个具有高投资价值的股票，而随着公司的最终破产，成百万的投人化为乌有。
投资者从一些极端的成功与失败的企业例子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影响美国企业发展和对其进行投资的因素。下面的例子表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变迁及与之有关的风险价值。对每一个例子我将附上一些评语，以便作一般的应用。
布.斯威克公司
让我们回到1964年来看下面的例子。
布鲁斯威克公司于1845年开业，1907年被合并，其普通股于1924年公开发行。该公司是办公桌、厨房设备的市场领导者。尽管它处于市场领导地位，但如表39所示，其经营业绩波动相当大，甚至出现巨大亏损。
在1936年至1955年间，该公司的盈利几乎在不停地上下波动，1950年达到这期间股价最高点，每股5.08美元，3年以后又跌到最低点，每股0.32美元。如表40所示，股市价格比股票的实际价值低且被认为是垃圾股。现在每股的净值为24328美元，市场价为42美元，盈利为1.21美元，每股分红12 .5美分，另有5%的配股。但在1954年每股售价为13.75美元;在1964年公司销售额为3330万美元，净收入为69.30万美元，有47.30万流通股。
很明显，在这段时间里布鲁斯威克公司均不能为投资者和投机者带来很高的利润。公司不久前进入学校办公设备领域，进行适度多元化经营。1956年一个生产自动私人侦探设备的合伙公司盈利高达50%, 1958年布鲁斯威克公司取得了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在与美国机器铸造公司竞争中，公司同时生产旧式与新式厨房设备，并在这个利润较高的市场中迅速扩大了份额。另外它还进入许多毫无关联的行业中，如医疗设备、体育用品、游船等。
1961年该公司销售额达4.27亿美元，净利润达4500万美元，在1957年至1961年间股票劈股4次，现在16张新股票等于1张老股票。1961年，股票价格上涨到一个惊人的高度，约75美元，相当于1张老股票涨到1200美元，而7年前老股票的价格在14美元以下;收益则是其29倍，每股45美分的红利还不到收益的1%，扣除股票交易的费用，普通股市值达12亿美元。
一个谨慎的安全分析家在这惊人的成功故事里应发现一些可疑的问题。第一，该公司面临巨大的扩大市场销售的压力，而扩大销售只有依靠降低价格来吸引老客户，过快的发展最终必然使行业进入狭窄的空间。第二，该公司在销售商品时借了大量的外债(它的短期及长期外债估计为7亿美元)。第三，它所报告的巨大利润放在分期付款账户上，实际上还没有支付所得税。如果分析人员对1920年以来的记录进行研究，一定会为该公司的巨大应收款的前景感到担忧。
1961年高峰期过后灾难就紧随其后，如考虑到应收款的损失，1963年该公司盈利情况发生巨大逆转，从年盈利4500万美元降到年亏损100万美元，股价为10美元，比其最高价下降了87%，公司因此延迟支付1963年下半年的红利。
布鲁斯威克的故事说明了极为风行的美国公司的生动特征。拿破仑说，不愿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几乎所有试图飞到理想高空的企业都以沉重地摔回地上为代价。
圣-易斯西南铁路(“棉花带”)公司
拉扎勒斯的故事被圣-路易斯西南铁路公司重演。到1947年6月，公司的优先股与普通股被最高权威机构的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为没有生命力和价值的股票。但一个月以后，股票价格复苏，使公司完全摆脱财政困境。公司冲出破产的阴霾，所有债务被付清。股民们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重新抢购该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普通股得到其37年来首次分红。在公司濒临破产时期，其股票被纽约证券交易所作为可能没有价值的股票而停止上市，并且柜台以外交易也微乎其微。现在股票恢复了交易，股价比1951年上升了320美元，成为纽约交易所里股价最高的铁路股。
这些急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1929年之前，该公司营不够稳定，“棉花带”已是一条经济效益低下的铁路。1930年至1941年公司连续亏损，在不可积累的优先股股息支付后，普通股每股损失达130美元。在1935年公司破产的托置人已被任命。1941年州际商业委员会已经认可了一个大规模削减债务、全部出售优先股与普通股的重组计划。这个计划也被美国地方法院批准，并得到上级法院的同意。股民们上访法院请求重新审议，结果被拒绝。股民们作出最后努力，上诉最高法院，在1947年6月再次被拒绝。如果各项法律程序结束，该股票就要消失了。
但在各种复杂的法律程序操作时，“棉花带”的财务状况却由于战争与战后运输量的增加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1年至1947年，该公司开始盈余，普通股价格达到200美元以上，平均每股年盈利达34美元。从净利润与毛利润比率来看，该公司已成为运行最有效的公司。
所以尽管“棉花带”的股民们在法律上诉方面失败了，但他们最终是胜利者。大量现金提高了公司的信用，基层法院劝说最高法院取消了公司破产程序。就像老式情节剧一样，英雄人物带着义钱在关键时候出现，企业被解救了。
我很难为如何购买像“棉花带”这样具有复兴活力的股票提出建议，因为大多数濒临破产的股票是消失而不是复兴。但这里存在一种道理，如果一个公司处于绝境而能重现活力，必须有使它从困境中复兴并不再出现经济拮据的良机。
银行家证券公司普通股
这个公司不仅在证券市场上的兴衰方面，而且在投资者态度的改变方面都值得研究。在财务较好的1928年，银行家证券公司被认为是比较可行的投资对象。那时候的投资者和投机者比现在的人更加轻信财政政策，期望通过形成新的投资或调整旧的投资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然而经济奇迹被证明是海市屋楼。愿望的幻灭对投资者的心理造成极大的打击，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投资者对利用别国资金的财政政策仍持怀疑态度。
银行家证券公司普通股的代表价值与市场价值在1928年至1952年的变动情况如表41。
在24年中普通股的资产价值大幅波动，最高价是最低价的2倍，然后达到比其繁荣时期还要高的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也是巨大的，在1928年的清算价格是市场价格的30% ,24年以后，清算价格为市场价格的140%。
银行家证券公司具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投资合伙公司的特征，其优先股有参与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它转走了资产上涨的60%。如果优先股没有这些特权，普通股价格在1952年底将上涨到每股893美元。公司主要集中投资在百货商店、房地产，另外投资于大规模的箱包业。在早期公司借入大量资金，相对增强了普通股的杠杆作用。
当1932年该股票以7美分出售时，显而易见其价值不少于55美元。没有自我保护的购买者应仔细分析一下在1941年出现的同样情况，两者均存在巨大利润与损失的可能性。
纺织品精加工机械公司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极端例子，但又合乎逻辑。该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已认输但股票价值与价格却大幅上升。从表面上看该公司的表现并不奇怪。当一个公司经营不成功、被告知没有收益不能进行分红时，股票价格会狂跌，几乎没有人注意公司资产的转换价值。但在这个公司决定清算时，资产价值就变成可控因素。公司如存在大量债务，就会变得没有支付能力，股票持有者几乎得不到什么东西。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公司清算关闭时仍有大量可出售资产，债权者可得到支付，股民们大体能收回其原来的投资。
在纺织品精加工机械公司丧失盈利能力时，已很少受到人们的青睐。1940年其优先股报价为3美元，普通股约为1美元。1943年股东决定解散清算公司。在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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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3:极端的兴衰
下面列举的几个公司就其代表的证券市场持久的易被发现的部分来说，并不能称为典型的例子。极端的例子虽不常见，但却向投资者们展示了企业的发展变化是多么不同寻常。
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变化是由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福特公司的每美元原始投资价值大幅增长。相反，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45年前许多人认为NewHavevs铁路股是一个具有高投资价值的股票，而随着公司的最终破产，成百万的投人化为乌有。
投资者从一些极端的成功与失败的企业例子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影响美国企业发展和对其进行投资的因素。下面的例子表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变迁及与之有关的风险价值。对每一个例子我将附上一些评语，以便作一般的应用。
布.斯威克公司
让我们回到1964年来看下面的例子。
布鲁斯威克公司于1845年开业，1907年被合并，其普通股于1924年公开发行。该公司是办公桌、厨房设备的市场领导者。尽管它处于市场领导地位，但如表39所示，其经营业绩波动相当大，甚至出现巨大亏损。
在1936年至1955年间，该公司的盈利几乎在不停地上下波动，1950年达到这期间股价最高点，每股5.08美元，3年以后又跌到最低点，每股0.32美元。如表40所示，股市价格比股票的实际价值低且被认为是垃圾股。现在每股的净值为24328美元，市场价为42美元，盈利为1.21美元，每股分红12 .5美分，另有5%的配股。但在1954年每股售价为13.75美元;在1964年公司销售额为3330万美元，净收入为69.30万美元，有47.30万流通股。
很明显，在这段时间里布鲁斯威克公司均不能为投资者和投机者带来很高的利润。公司不久前进入学校办公设备领域，进行适度多元化经营。1956年一个生产自动私人侦探设备的合伙公司盈利高达50%, 1958年布鲁斯威克公司取得了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在与美国机器铸造公司竞争中，公司同时生产旧式与新式厨房设备，并在这个利润较高的市场中迅速扩大了份额。另外它还进入许多毫无关联的行业中，如医疗设备、体育用品、游船等。
1961年该公司销售额达4.27亿美元，净利润达4500万美元，在1957年至1961年间股票劈股4次，现在16张新股票等于1张老股票。1961年，股票价格上涨到一个惊人的高度，约75美元，相当于1张老股票涨到1200美元，而7年前老股票的价格在14美元以下;收益则是其29倍，每股45美分的红利还不到收益的1%，扣除股票交易的费用，普通股市值达12亿美元。
一个谨慎的安全分析家在这惊人的成功故事里应发现一些可疑的问题。第一，该公司面临巨大的扩大市场销售的压力，而扩大销售只有依靠降低价格来吸引老客户，过快的发展最终必然使行业进入狭窄的空间。第二，该公司在销售商品时借了大量的外债(它的短期及长期外债估计为7亿美元)。第三，它所报告的巨大利润放在分期付款账户上，实际上还没有支付所得税。如果分析人员对1920年以来的记录进行研究，一定会为该公司的巨大应收款的前景感到担忧。
1961年高峰期过后灾难就紧随其后，如考虑到应收款的损失，1963年该公司盈利情况发生巨大逆转，从年盈利4500万美元降到年亏损100万美元，股价为10美元，比其最高价下降了87%，公司因此延迟支付1963年下半年的红利。
布鲁斯威克的故事说明了极为风行的美国公司的生动特征。拿破仑说，不愿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几乎所有试图飞到理想高空的企业都以沉重地摔回地上为代价。
圣-易斯西南铁路(“棉花带”)公司
拉扎勒斯的故事被圣-路易斯西南铁路公司重演。到1947年6月，公司的优先股与普通股被最高权威机构的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为没有生命力和价值的股票。但一个月以后，股票价格复苏，使公司完全摆脱财政困境。公司冲出破产的阴霾，所有债务被付清。股民们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重新抢购该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普通股得到其37年来首次分红。在公司濒临破产时期，其股票被纽约证券交易所作为可能没有价值的股票而停止上市，并且柜台以外交易也微乎其微。现在股票恢复了交易，股价比1951年上升了320美元，成为纽约交易所里股价最高的铁路股。
这些急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1929年之前，该公司营不够稳定，“棉花带”已是一条经济效益低下的铁路。1930年至1941年公司连续亏损，在不可积累的优先股股息支付后，普通股每股损失达130美元。在1935年公司破产的托置人已被任命。1941年州际商业委员会已经认可了一个大规模削减债务、全部出售优先股与普通股的重组计划。这个计划也被美国地方法院批准，并得到上级法院的同意。股民们上访法院请求重新审议，结果被拒绝。股民们作出最后努力，上诉最高法院，在1947年6月再次被拒绝。如果各项法律程序结束，该股票就要消失了。
但在各种复杂的法律程序操作时，“棉花带”的财务状况却由于战争与战后运输量的增加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1年至1947年，该公司开始盈余，普通股价格达到200美元以上，平均每股年盈利达34美元。从净利润与毛利润比率来看，该公司已成为运行最有效的公司。
所以尽管“棉花带”的股民们在法律上诉方面失败了，但他们最终是胜利者。大量现金提高了公司的信用，基层法院劝说最高法院取消了公司破产程序。就像老式情节剧一样，英雄人物带着义钱在关键时候出现，企业被解救了。
我很难为如何购买像“棉花带”这样具有复兴活力的股票提出建议，因为大多数濒临破产的股票是消失而不是复兴。但这里存在一种道理，如果一个公司处于绝境而能重现活力，必须有使它从困境中复兴并不再出现经济拮据的良机。
银行家证券公司普通股
这个公司不仅在证券市场上的兴衰方面，而且在投资者态度的改变方面都值得研究。在财务较好的1928年，银行家证券公司被认为是比较可行的投资对象。那时候的投资者和投机者比现在的人更加轻信财政政策，期望通过形成新的投资或调整旧的投资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然而经济奇迹被证明是海市屋楼。愿望的幻灭对投资者的心理造成极大的打击，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投资者对利用别国资金的财政政策仍持怀疑态度。
银行家证券公司普通股的代表价值与市场价值在1928年至1952年的变动情况如表41。
在24年中普通股的资产价值大幅波动，最高价是最低价的2倍，然后达到比其繁荣时期还要高的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也是巨大的，在1928年的清算价格是市场价格的30% ,24年以后，清算价格为市场价格的140%。
银行家证券公司具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投资合伙公司的特征，其优先股有参与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它转走了资产上涨的60%。如果优先股没有这些特权，普通股价格在1952年底将上涨到每股893美元。公司主要集中投资在百货商店、房地产，另外投资于大规模的箱包业。在早期公司借入大量资金，相对增强了普通股的杠杆作用。
当1932年该股票以7美分出售时，显而易见其价值不少于55美元。没有自我保护的购买者应仔细分析一下在1941年出现的同样情况，两者均存在巨大利润与损失的可能性。
纺织品精加工机械公司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极端例子，但又合乎逻辑。该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已认输但股票价值与价格却大幅上升。从表面上看该公司的表现并不奇怪。当一个公司经营不成功、被告知没有收益不能进行分红时，股票价格会狂跌，几乎没有人注意公司资产的转换价值。但在这个公司决定清算时，资产价值就变成可控因素。公司如存在大量债务，就会变得没有支付能力，股票持有者几乎得不到什么东西。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公司清算关闭时仍有大量可出售资产，债权者可得到支付，股民们大体能收回其原来的投资。
在纺织品精加工机械公司丧失盈利能力时，已很少受到人们的青睐。1940年其优先股报价为3美元，普通股约为1美元。1943年股东决定解散清算公司。在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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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和价格变化的组合分析
许多现在衰落的将会复兴，
许多现在荣耀的将会衰落。
投资者或许会问，关于债券应该如何更聪明地进行操作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相关的研究还没有进行。我有可能告诉投资者的是，在过去的年份里，不同的债券在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可以用两种便利的方式来收集这些信息1)通过研究一个特别种类的债券被大量投资的实际结果;(2}通过记录大量市场行为的案例，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统计出假定的投资结果。
投资研究很少被公开，以展示在实际中被实实在在地认识到的结果，这个结果后面附带着一个公开的和定义了的理论，或者技术，或者跨越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选择计划。我确实有一堆未加工的资料，反映了大约200个投资基金政策的数据和运作状况。通过这些资料，这一类研究可以得到实施。这项工作已在进行着。其间，在投资分析档案中，并没有东西与大量客观的观察和经验的数据相一致，而观察和经验很有助于科学的进步。
假设研究与实际经验和系统记录相分离，并在债券的全局行为和普通股的行为之间有着良好的比较，那么债券的研究成果就会更丰富，例如，那些远在1924年由E. L.史密斯编辑的跨越长长的1871年至1937年期间的Cowles委员会的资料。关于不同等级的公司债券的可比较成绩的复杂调查(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领导下)结果最近已发表。有一系列的研究—然而并未很好地集中在一起—与投资者关于优先股的经验相联系。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更多更好的数据将会逐渐地出现在商业财政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活动中。然而，对爱寻根问底的投资者来说，这与他有权了解一般证券的重要性相比，供他使用的归纳性研究资料太少了。
在查尔斯.E.莫日尔基金的资助下，近年来，芝加哥大学对1926年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的表现进行了精心研究，从这个研究中得出的有趣数据已在1963年发表。
在我自己关于证券的工作中，亦有机会实施或指导了一系列对投资策略关系问题的研究。在本章我将提供它们中的部分结果，并评价它们对证券购买者的重要性。
四组随机案例和道.琼斯工业股票
第一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测量所列地位和周期—例如，很多年中市场上一直交易的纯粹的事实—影响多组证券的价格表现。我特别感兴趣于对比那些在1957年至1961年出现的、与其他组群容易区别的新普通股所表现出的质量和价格。我通过建立四组随机案例来实施，每个案例包括30种工业股票。第一组限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第二组为其他交易所的股票，第三组为1957年以前发行的未上市股票，第四组为1957年至1961年第一次发行的股票。在每组案例中，我使用了在1963年12月《标准.普尔月度股票指南》上首先出现的30种证券。
作为第五组案例，我采用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种股票。然而这些并非随机挑选，也并非短期行为，它们可以说是最大和最强公司的不同方案的代表。
与每个组群中的投资者和投机者的经验极其相似，我假定所有股票按1957年和1961年最低和最高价的中间值购买，然后我把每个方案的市场价格变成1962年的低价，并统计了到1963年底的结果。
我为这些股票的最高市盈率增加了相关信息—用1957年至1961年的最高价格除以最高收益—以及其他方面的收益股利和资产价值图表。材料被概括在表46中。
考虑到前述1962年衰退期间新普通股的社会购买者的经验，我认为所表现出的结果确实是可怕的(实际上真正结果或许比我所发现的更坏，因为标准.普尔将那样的证券选择在它的股票指南里，它或许假定这些选择比那些被省略的更好)。读者最好花费一些时间检查在股票市场所经历的交叉选择，它提供了可能是最有力的证据:小企业出售新普通股构成了最没有吸引力的“投资”(这个词完全是适用的)形式和最危险的投机中介。
与在较老的未上市股票中选出我们的30种样品股一样，我发现较小交易所的股票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样在公
司质量和市场效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步。最后，非随机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种股票被发现给出了整组的最好结果。这些对比支持了我的观点:防御型投资者应该将他的普通股方案局限在大的和强的公司证券中。
在表47中我增加了资料，以比较标准.普尔公司的500种股票综合指数与按月提供的以35种未上市股票为基础的国家证券局工业平均指数所反映的市场价格变化。我们将注意到标准.普尔股票比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运行得好，并且第三市场指数也运行得好。在1951年至1960年，开始时以100美元购买超过1 000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并持有它一直到期末的结果，与购买道，琼斯工业股票的指数相类似(这个事实被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所证实)。这些数字似乎与我的随机案例的指示相矛盾，该指示认为单体组合的质量越高，所期待的结果就越好。
对所使用的平均指数的近期研究至少将部分地回答这里的明显矛盾。标准.普尔指数实际上是由公司规模权衡的，因为较大的和领导性的企业承担了价格变化的绝大部分，本质上它极不同于道.琼斯30种股票中的大企业。国家证券局指数的构成有点和道.琼斯类似，这个指数通过在最大和最强的未上市股票中选择35种来实现。所有的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组合指数在1951年至1960年运行相对好的原因，或许是低质量股票并没有特殊的销售努力，并且或多或少地有以它们的相对价值出售的倾向。很清楚，由于对低等级证券大吹大擂的促销因素，诱使公众在它们的市盈率大于真正强大的公司时才出手，而可笑的价值高估并没那么有害。
收益和价格变化的组合分析
许多现在衰落的将会复兴，
许多现在荣耀的将会衰落。
投资者或许会问，关于债券应该如何更聪明地进行操作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相关的研究还没有进行。我有可能告诉投资者的是，在过去的年份里，不同的债券在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可以用两种便利的方式来收集这些信息1)通过研究一个特别种类的债券被大量投资的实际结果;(2}通过记录大量市场行为的案例，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统计出假定的投资结果。
投资研究很少被公开，以展示在实际中被实实在在地认识到的结果，这个结果后面附带着一个公开的和定义了的理论，或者技术，或者跨越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选择计划。我确实有一堆未加工的资料，反映了大约200个投资基金政策的数据和运作状况。通过这些资料，这一类研究可以得到实施。这项工作已在进行着。其间，在投资分析档案中，并没有东西与大量客观的观察和经验的数据相一致，而观察和经验很有助于科学的进步。
假设研究与实际经验和系统记录相分离，并在债券的全局行为和普通股的行为之间有着良好的比较，那么债券的研究成果就会更丰富，例如，那些远在1924年由E. L.史密斯编辑的跨越长长的1871年至1937年期间的Cowles委员会的资料。关于不同等级的公司债券的可比较成绩的复杂调查(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领导下)结果最近已发表。有一系列的研究—然而并未很好地集中在一起—与投资者关于优先股的经验相联系。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更多更好的数据将会逐渐地出现在商业财政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活动中。然而，对爱寻根问底的投资者来说，这与他有权了解一般证券的重要性相比，供他使用的归纳性研究资料太少了。
在查尔斯.E.莫日尔基金的资助下，近年来，芝加哥大学对1926年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的表现进行了精心研究，从这个研究中得出的有趣数据已在1963年发表。
在我自己关于证券的工作中，亦有机会实施或指导了一系列对投资策略关系问题的研究。在本章我将提供它们中的部分结果，并评价它们对证券购买者的重要性。
四组随机案例和道.琼斯工业股票
第一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测量所列地位和周期—例如，很多年中市场上一直交易的纯粹的事实—影响多组证券的价格表现。我特别感兴趣于对比那些在1957年至1961年出现的、与其他组群容易区别的新普通股所表现出的质量和价格。我通过建立四组随机案例来实施，每个案例包括30种工业股票。第一组限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第二组为其他交易所的股票，第三组为1957年以前发行的未上市股票，第四组为1957年至1961年第一次发行的股票。在每组案例中，我使用了在1963年12月《标准.普尔月度股票指南》上首先出现的30种证券。
作为第五组案例，我采用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种股票。然而这些并非随机挑选，也并非短期行为，它们可以说是最大和最强公司的不同方案的代表。
与每个组群中的投资者和投机者的经验极其相似，我假定所有股票按1957年和1961年最低和最高价的中间值购买，然后我把每个方案的市场价格变成1962年的低价，并统计了到1963年底的结果。
我为这些股票的最高市盈率增加了相关信息—用1957年至1961年的最高价格除以最高收益—以及其他方面的收益股利和资产价值图表。材料被概括在表46中。
考虑到前述1962年衰退期间新普通股的社会购买者的经验，我认为所表现出的结果确实是可怕的(实际上真正结果或许比我所发现的更坏，因为标准.普尔将那样的证券选择在它的股票指南里，它或许假定这些选择比那些被省略的更好)。读者最好花费一些时间检查在股票市场所经历的交叉选择，它提供了可能是最有力的证据:小企业出售新普通股构成了最没有吸引力的“投资”(这个词完全是适用的)形式和最危险的投机中介。
与在较老的未上市股票中选出我们的30种样品股一样，我发现较小交易所的股票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样在公
司质量和市场效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步。最后，非随机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种股票被发现给出了整组的最好结果。这些对比支持了我的观点:防御型投资者应该将他的普通股方案局限在大的和强的公司证券中。
在表47中我增加了资料，以比较标准.普尔公司的500种股票综合指数与按月提供的以35种未上市股票为基础的国家证券局工业平均指数所反映的市场价格变化。我们将注意到标准.普尔股票比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运行得好，并且第三市场指数也运行得好。在1951年至1960年，开始时以100美元购买超过1 000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并持有它一直到期末的结果，与购买道，琼斯工业股票的指数相类似(这个事实被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所证实)。这些数字似乎与我的随机案例的指示相矛盾，该指示认为单体组合的质量越高，所期待的结果就越好。
对所使用的平均指数的近期研究至少将部分地回答这里的明显矛盾。标准.普尔指数实际上是由公司规模权衡的，因为较大的和领导性的企业承担了价格变化的绝大部分，本质上它极不同于道.琼斯30种股票中的大企业。国家证券局指数的构成有点和道.琼斯类似，这个指数通过在最大和最强的未上市股票中选择35种来实现。所有的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组合指数在1951年至1960年运行相对好的原因，或许是低质量股票并没有特殊的销售努力，并且或多或少地有以它们的相对价值出售的倾向。很清楚，由于对低等级证券大吹大擂的促销因素，诱使公众在它们的市盈率大于真正强大的公司时才出手，而可笑的价值高估并没那么有害。
大趋势如何
华尔街的判断受过去的趋势影响多于其他与证券价值相联系的独立的因素。在市场中，人们公开承认其目的是参与未来的发展，而过去的持有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加入到这种参与中。然而，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几乎是通常的习惯，这对于市场上各种专业的和公众的观点都是极端真实的。当市场取得了理想的进展时，几乎每个人都是乐观的(或牛市的)，而当市场下跌后，每个人又都是悲观的(或熊市的)。同样，人们几乎一直在期待着，过去成长起来一个工厂或一个公司始终保持进步，那些处于低层的则变得越来越坏。
米德和格劳德斯基在《投资价值的衰退和涨潮》一书中说:“正在下跌的工厂，通常连续下跌，直到它们到达不为投资者支付任何东西的一点。”
我在过去50年中的想法和这个观点不相同。每一个建立起来的趋势都有一个固定的动向，这一点是真实的，这样，在观察的时候就更可能连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非自我逆转。但这远不是指为那些“乘上车”的人创造一等利润的任何趋势都可以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对项目的更广泛的研究使我断定，金融图表每个部分的趋势转变得太频繁，就会使得对趋势的信任产生危险。对于将货币投资于过去趋势的一个持续的期盼，肯定存在着充分的独立的原因，并且投资者必须警惕，以免对未来可能性的权衡过度地受过去的趋势曲线的影响。
在此，我不讨论作为一个交易计划，货币是否能被使用在平衡中，该平衡服从于一般市场的趋势。在这里，项目太复杂太易争论了，以至于不允许用我自己挑选出的统计证据来处理。应该指出l)导致趋势的是一般公众交易的股票市场的标准公式;(2)最公众化的交易者在股票市场上会失去金钱。
公众有一个类似的趋势来投机于工业群体，该群体在近来已经建立了最好的市场记录。我们知道，过分看重历史资料是危险的。表50的数字或许具有典型性，它们表现了5种在1939年1月至1946年12月运行最好的工业组随后的市场活动。
来源:证券交易委员会月报。
尽管优秀组群中的2组继续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运作，另外3组的运行给5个组群带来的亏损远大于整个市场的
亏损。
标准.普尔公司选择了35种战时股票，这些股票保持了一个独立的价格指数。如果投资者在战争爆发时购买了这些股票并且持有到期终，他将得到仅仅3%的价格上涨。如果他已经购买了每种股票，即402种大指数的股票，他将得到31%的价格上涨。
工业利润的趋势并不比工业价格的趋势更值得依靠。例如，标准.普尔统计的1926年、1930年、1936年不同工厂集聚利润的行为显示出，所有工厂的利润在3年中的每一年基本相等。因为那些在1930年比在1926年收益更多的股票同时有着向上的趋势，那些有着较小的收益的股票显示了向下的趋势。当1930年与1936年相比时，这些趋势将怎样持续或变化呢?我所做的统计显示，变化的数量胜过持续的数量大约为2:1。
让我再将所得的数字作为投资资本的百分数。这些数字由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编纂了多年。表51选出了1929年代表着净价值最好百分比回报的5种工业股和代表着最差回报的5种工业股，并给出了1947年和1963年的相关指数。
介于1929年和1947年的变化确实惊人，1929年的最差组群在1947年实际上超出了最好的组群，较前面的每一种工业在回报上显示了一个强劲的改善，而较后的每一种工业显示出下跌。
如果对1963年和1947年作一个类似的比较，我们发现5种最好的工业指数平均值从24 .6%下跌到17.7%，而5种
最差的平均值从4. 2%上升到18.5%。
当然，战争环境和它的余波，在产生这种介于不同年份的繁荣和不繁荣指数的相对位置的异常转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加到1963年中的数字是处在正常条件下的相对变化的一个测量，它们显示出1929年5个最差的指数，放弃了1947年记录特别高的部分。但我们确实看到在1929年2个组群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受到“最优组”中5种股票的回报下跌和“最差组”中除了一个以外的收益的影响。
这些材料证实了这样的经济原理:在长期运行中，作为竞争力量逐渐作用的结果，在更有利的和很少有利的商业地区资本的回报趋向于集中，它把其他家的资本吸引到一家。这样的变化显露其自身所需的时间是不可预测的、易变的，在某些情况下会很长。这一点是真实的。但下面的运行趋势几乎表现在所有的工业中，这些工业发现它们本身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处在回报率相反的一端，如果把这种趋势应用到工业中，那么它必须也应用到每个工业领域的大多数个体业务中，因为这里的“工业”仅仅是一组公司的名称。
这些观察对集中在公司中的流行的投资政策可以有特殊的应用。这些公司有着精彩的长期吸引力，并且愿意事先为多年以前期盼的结果支付高价。长期的间隔需要使那样的投资面对一个特别的风险，或者通过正常的竞争，或者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或者兼有两者。作出这种承诺的公司，其较高的利润和增长率在支付期结束之前或许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第三篇 作为公司所有者的投资者
股东与管理层
如果公共股持有人拥有大部分股票，他们将有能力运用投票权强制执行有利于自己的有效率的资本运行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有比现在所展示的更多的知识和进取精神。
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级不同的情况:
第一级是法定权力机制。在这一级中，股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股东的多数意见有权雇用和解雇管理人员，并使他们能完全依据股东们的意愿行事。尽管股东分布十分分
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任何问题上的意见一致性。实际上，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采用一系列代理原则(这些原则已在大量公众股公司中采用)，以便于股东发表意见，并求得共同支持。
第二级是股东权力在实际运行中是否得到贯彻实施。在这一级中，股东近乎于一个“失败者”。除非受到猛烈攻击而被迫采取行动，一般情况下，他们显得既无才智又反应迟钝。他们对管理层的提议如绵羊般动作迟缓，在管理状况很差时也不迅速采取行动去通过公司决议或委任新的管理职务;而采取行动的决定都是由单个股东或某一小团体来完成，因此这些决定良莠不齐，有些值得支持，有些毫无意义。如果股东内部反对派在持股上有很大比例，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票数使提案通过，否则无论提案多好也得不到支持。同样，我们也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即最初由普通股股东投票通过而被管理层反对的主张能得以执行。
第三级是股东是否得到管理层的实际对待。这种情况绝不说明公司状况不好。典型的管理层应建立在真诚、胜任和平等的关系上，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尽管偶尔也决策失误)。或许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出色的管理层造就愚笨的股东;而一旦效率低下、欺诈善骗的管理人员掌握生杀大权，则迫使股东们迅速清醒过来并采取行动。
公司情况不错，则不必大惊小怪了。但情况整体不错，却仍会出现若干小问题。如果一家公司1 /10的管理人员平庸无能或1 /10的股东未得到恰当的尊重，那么公司的大股东就需采取明智的行动。1/10这个数字似乎不算很大，但发展下去将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整个公司将垮掉。
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这是股东们需关注的根本性问题:
(1)管理层是否富有效率?
(2)外部股股东的利益是否得到合适的认可?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在股东和管理层争论时，这些问题都会提出，但中心议题却有些偏颇，往往纠缠于雇员薪金及个别事情不适当处理等问题上。
对管理层的过高报酬决不是一件可忽略的事情。这里存在着权力滥用的情况，特别是通过那些对管理层过多的股份选择权的承诺及一次又一次不适当的自由奖金与津贴计划。雇员薪金与管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出色的公司管理并未使管理层有过高的薪金，差的管理才将报酬定得很高。而对于股东来说，工资支出很大并无收益。
管理效率
把世界经济管理分为效率高及效率低显得简单而幼稚。第一，我们对管理效率影响投资方向的重要性缺乏认同;第二，无法用理性的测试方式来决定管理效率的高低，人们所说的和所相信的都是公司成功程度的见闻和推论;第三，我们对用客观方式来改进或替换那些效率低下的管理方式并不怀有兴趣。不妨听听原始的却一语破的的美国商业管理名言吧:“如果你对管理毫无兴趣的话，干脆把股票卖掉!”
我们或许对这样矛盾的事实颇有微词，即上帝似乎比任何股东更有经验。至少《新约全书》中的四个寓言中说明了这个事实:一个人的财富和他委托管理其财富的人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对于这种联系多数结果是一个有钱人对浪费其资源的管家或雇员的指责:你的管理拙劣，你不能再做管家。
表示股东与管理层关系正常的先决条件，首先，是他的员工是否优秀及忠于职守，这一点须引起股东的重视;其次，区分优秀的和劣等的雇员要有一套简单易行的标准，这种标准体系的建立，使得对管理能力高低的调查可以井然有序地顺利进行。在无法蒙蔽资产所有人的情况下，表明管理不成功或无效率的信号有三种:
①在经济繁荣时期，连续几年内对股东投资没有满意的回报;
②销售的边际利润未达到整个行业的边际利润;
③每股收益的增长未能达到整个工业的平均增长。
当三个信号同时出现时，股东很容易意识到管理出了问题。实际上，每个信号的出现都会在股东大会上提出并要求管理层寻求解决方案。如果管理层对股东的反应敏感的话，他们将意识到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迅速寻找答案以便在受质疑时应付。
股东或其代言人，怎样确定上述三种情况是否存在呢?如果资料齐全或经纪公司的研究部门统计无误，问题极易解决，仅需以下几个指数:一定时期的工业群，销售的累积边际利润，净资产价值的盈利，该工业群中每一公司每股盈利增长。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就是那些股东们可认定管理低下的企业。
本书首版时，曾列出一种运用上述比较方法的饶有兴趣的例子，尽管时隔多年，但仍值得提供出来以飨读者。主要原因是1)由于近期未曾出现此类典型例子;}2)它的结果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
这个比较出现在菲利浦.莫里斯公司(PMC } 1948年3月的年报上，它包括1938年至工1947年的分析结果。它并非仅含菲利浦.莫里斯1家公司的数据，而是同时含有4家大的竞争公司的数据。表52列出了第一年及最后一年的数据。
上面数据显示出在过去几年里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在销售上的优势地位，然而，其他指标却都下降了。起初，菲利浦.莫里斯公司显示出很好的销售及资本盈利，并超过了其他竞争者。到1947年，尽管在数量上仍获得很大增长，但比率下降，优势尽失。税后净利润率8.6%这个数字，听起来不错，却不值一谈，因为它小于本年度制造业的一般税后利润率。更重要的是，那年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为借贷资本所得，贴除利息后其税后净利润率低于2%。
这20年的数据，展示出一个迅猛发展的公司由于竞争而成为一个普通公司的真实而极富传奇色彩的过程。
上例对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给予了极具特征的说明:菲利浦.莫里斯公司报告的数据并未引起股东对此事的重视，盈利能力的降低在会上未被提出，在运作效率方面该公司落后于竞争者这一事实也未涉及。表面的销售增长蒙蔽了股东，以致他们认为公司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菲利浦.莫里斯公司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管理效率与管理结果需保持一致。除非结果是好的，否则，对管理者自身不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评价。自然，为了获得股东认可及好的评价，某一方面的成功引起股东注意是件好事，但股东或其代理商应注意，表面的成功与实质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管理效率好，尽管数字相同，实则差异很大。股东们因此有必要寻找根源或改变现状。
让我们再次注目于1938年至1947年菲利浦.莫里斯公司销售上的“辉煌”增长吧。尽管公司的盈利能力在下降，公司股东却对销售这一战绩表示满意并有点沾沾自喜。本书对该公司10年中评价管理效率的指标，即以销售而不是以利润来评价公司经营业绩提出质疑。具体来说，就是对扩大销售情有独钟，这大体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管理人员的薪金基于销售数字而非盈利值，同时大概是由于销售额越大，公司就显得越大，地位也更重要。
我对许多管理人员以牺牲利润来换取销售增长的做法提出很大的疑问。我理解菲利浦.莫里斯公司的年报重视销售额是基于每股利润增加额;同时，许多公司在年报中对资本投资利润率持续下降这种不好的状况并未指出来，我也表示理解。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10年里，尽管销售增长了，整个美国公司净资产盈利却明显下降了。这一状况在呈送股东大会越来越详尽的年报里都未提出来并受到质疑。这使那些能力强而易于献身的管理人员，不自觉地走向片面强调销售增长而忽视每股利润和每美元所含股东的股票数量的歧路。
董事会
下面来谈一谈董事会在决定管理者能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股东们对这一问题长期忽视的一个理由是:他们信任由自己挑选出来的董事会，相信他们有职责并有权力对管理人员进行判决。既然股东们远离经济舞台而由董事会来代表，那么，他们的惰性自然就会重现，这限制了他们通过选举董事会成员—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正式的代理权书上—来运用自己的权力，因此一切由董事会来负责。
问题在于董事会往往与管理层密不可分，他们应当和管理层职权分离，但却做不到这一点。经常是从管理层中选出董事，而不是由董事会选择管理层。在许多情况下，行政人员或经理们往往组成董事会的大多数，这意味着股东不能控制管理情况。但其他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改变，即使董事不是管理人员，但管理人员往往也是其密友从而他能插手管理。甚至当董事长老迈无用或已不能胜任工作时，却因具有与管理层的私交而未卸职。
那么，股东能通过什么方法得到出色的管理人员以代替无能的管理者呢?
第一步，大股东们应当明白改变现状的必要性并将行动贯彻始终。
第二步，大股东们应当足够开明，经常阅读管理人员上呈的资料，为股东和管理层双方权衡利弊以解决事端。他们至少能够知道何时公司业绩不行并寻求客观实在的手段来改变不利局面。
第三步，聘用外部管理公司来实施政策和执行管理，这在公司各方面数字处于平均水平之下时特别有用。一旦外聘管理公司的制度确立，察觉和消除低劣的管理就相对简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显得不能改变。
外聘管理公司并不由现存董事会雇用，也不需对董事会汇报工作。外聘管理公司由股东们为此特设的独立委员会选择，同时直接向股东们汇报情况，研究费用由原公司承担。有许多现存的经济代理商能够对公司管理作出贡献，它们在处理问题上富有经验，并对股东们有很大影响。它们包括重大投资基金会、股票交易公司联盟、金融分析家联合会、金融服务机构以及重要投资咨询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避开了业务领域的麻烦事。我认为它们正失去为投资公众提供服务的机会，它们等待着聘用以完成其良好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可通过成立控股投资基金以解决这一问题，但聘用外部管理公司来调查管理效率仍显得十分必要，即使在看上去正常运作的公司也一样。一旦大股东已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公司情况不妙，就应当支持外聘管理公司。如果股票掌握在公众手中，外聘公司的建议通过大股东的支持就能被公众所知并被采用。没有大股东的支持，公众就会继续对公司管理漠不关心。
也可用另一种方法，选用几个阅历丰富而独立的董事直接管理。他们应当有各方面的经验，能以独特的和专家的眼光将公司的问题洞察得一清二楚。因他们的阅历和技巧，薪水自然要高。他们向独立的机构单呈年报，对股东直接负责，并对股东关注的主要问题提出他们的观点;公司的业绩是否令人满意?业绩不好，出于何因?该从什么地方入手以解决问题?
上述两种方法并不对任何公司适用，两者仅为与其他公司相比较经营结果处于窘境的公司提供参考。正如第2章所言:令人失望的平均市场价格一定会提供明显而强有力的证据以引起外部股东对公司的注意。
平均市场价格可以被称为不充分的价格，它来自下面两个标准l)如果它远低于股东的股值，即账面价值;(2)如果公司价格与账面价值的平均比率比整个工业的平均值低得多。第一个标准不能单独作为最后的评判，因为对于某个工业不适用，例如铁路工业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是优秀的管理团体，也不会赚取足够的资金来支撑账面价值。在多数情况下，平均市场价格能很好地反映出财团对管理质量的综合评价。因此，如果价格情况不令人满意，根据以上的检验标准来判断，就能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管理未达到一般水平。显然，应当对管理进一步评价和研究，但股东对此并不感兴趣。
一般股东的合理待遇
管理有效却未使外部股东的股息达到最佳，这种情况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下面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1)未支付与利润及股东股值相对应的红利。这些红利可以用股票形式或现金形式支付(但一个成长型公司可免除这些限制)。
(2)以相对低利润的方式来运用外部股东的资金。
(3)用股东的投资资金以低价反购公司股票。
(4)仅维持现有公司体制，而由外部股东直接控制内部资产时公司盈利情况将更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应对“外部股东”这个词予以说明。外部股东是指所有人，因此不应该认为由他们中的单个来直接参与及控制公司政策。很显然，每一个公开发行股大于9%的上市公司，拥有发行股的股东即外部股东。内部股持有人很少，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拥有了大量的股息。
虽然在某些重要方面，内外部股东拥有相同的股息，其他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或完全相反。当然，这两个不同群体，都希望股票有大的收益以及大的内部价，但内部股东一般不愿意通过改变管理来提高收益，因为这无疑等于解雇他们。更重要的是，对与外部股东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分红和股票平均市场价，他们将以特殊的眼光来看待。
在投资上处于根本地位的是分红和市场价。它们是外部股东收回他们投资的惟一具体的方式，诚然，收益、经济强大及资产增加这些因素对他们也很重要，但这些只有在立即或最终影响他们的分红和市场价时才显得那么重要。这意味着在考虑股东股息时，必须加上时间因子。若股息在几年内减少了，对外部股东来讲，股票价值便甚微。
首先，可以用代数的方式来确定未来收益的现在价值。若投资期很长或不能确定，可以用公式推出“利润”的精确值，例如以付较低的红利(未定)在实际中有一个很大的折扣作为因子来确定现有价值的未来价值。
其次，根据公共持股公司的特性，在投资期间有大量股票参与流通或所有权转让。当实施降低现有市场价的政策时，表面上看是为了以后价值的增加，却会使卖出股份的人将来要承受不必要的损失，可能是很大的损失。私下里说，董事会常认为，对于外部股东因对公司没有信心的心理或投机的心理而卖出股票的行为，他们没有必要承担责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于投资公众来说，卖出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已有一个很好的卖方市场。卖出和买入是一样合法的行为。每个股东不但要在他卖出时有一个公平的市场，而且要有公平的机会去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价格，在这一点上，合理的公司政策能给他们提供机会。
为什么内部股东对提供一种合理分红及平均市场价的政策毫无兴趣呢?奇怪的是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内部股东不依靠分红和平均市场价来确定他们持股的价值，它的价值与他们想何时处理股份及是否处理股份的做法有关。如果想通过提高红利的方式来确保价值，他们就提高红利;如果确保价值可以通过把股票卖给其他公司或资本重估，或收回不必要的现金资产，或放弃控股的公司，他们就可用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
内部股东从未因过低的市场价而遭受损失，他们有权力调整市场价，想卖时，就改变市场状况以利于他们卖出。同时，在许多方面他们有机会获得收益。例如，在讨价还价时获得更多的股票份额的机会，以较小的估价而少付资产(或未来资产)税，分红付出多时可减少附加税。对他们来说，这仅意味着钱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
持股公司
外部股东和内部股东在根本地位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一点在合作群体即持股公司上得以充分体现。我并不想来细谈持股公司的类型，即仅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公司经济运营的一种便捷形式。从这一点来说，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都是持股公司，但华尔街通常并不如此理解。这个含义一般应用于一个新企业形成时，其主要目的是从一个或多个老公司上获得控股收益。
本世纪20年代是一个疯狂投机以及公司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上述形式的持股公司得到迅猛发展并在华尔街风靡一时。这种惊人的推动使该类型的持股公司在市场上显得异常活跃，因此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总有赚头，人们愿意把操作公司的股票转向持股公司的股票(转让股票通常意味着一般持股公司转向超级持股公司，这是公用事业领域常发生的事。凌驾于实际操作企业之上，不少于6家持股公司，这就是著名的Isull金字塔式)。
自1929年至1933年的大灾难后，持股公司不再盛行。这一点很好解释，因为投资者损失巨大。这形成一个普遍的市场规律，非控制型股东的股价低于资产价。换句话讲，他们(这些股东)卖出股票时，价格已打上了折扣。
这种情况意味着持股公司用两种价格对待不同的股东，外部股东是一个价，而内部股东(实际控制者)的价格却高出40 %-- 50 %。对于内部股东，他们可以通过随意地撇除折扣、简单地解散持股公司或以适当的方式重购股票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当然，在有些时候，外部股东也可通过市场价的提高而获得收益。但是，这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大部分外部股东总是在抛出股票时选错了时机。总之，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一个持股公司，利用价格上的折扣进行业务是毫无道理的;
诚如在1935年的公开上市持股公司法案所体现的那样，遵照法律强迫解散那些持股公司。整个历史过程极具讽刺意义。企业董事会对这一法案的“死亡判决”提出抗议并作出强烈反击，他们尽量争取其股民的支持以阻止该法案通过，并在年报中指出他们的努力将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好像由此他们就能保持住他们的证券持有人的利益一样。但近年来市场价有力地证明:解散持股公司，股东将从中获利而不致造成损失。母公司证券由操作公司证券代替，来自母公司的价格折扣消失而股民将从证券中获利。
所有懂得市场价持股公司的股民都知道这种情况，但很少有人作出努力去迫使他们的董事会解散持股公司而不是为它的存在与法案作斗争，大多数人仍每年坚持在持股公司上签名。
MISSION公司的例子
让我以Mission公司为例来说明外部股东在持股公司中的状况。这家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除带有持股公司的共同特点外，这家企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成立于1935年，并拥有两个石油公司的股份—Tidewater联合公司及Skelly石油公司。市场折扣越来越大，到1937年底达35％，并且这是以后10年折扣的平均数字。
持股公司对公众的不吸引人之处在以下一点上可以得到说明:尽管在这一时期另一家石油公司—西太平洋石油公司曾通过大量购股而获得45%的控股权，Mission公司股的市场价与资产价间的折扣仍然很大。
1947年，欲通过Mission公司与Sunray油田合并的方法来结束Mission公司的存在。这一合并不同寻常。控股的西太平洋石油公司由此可得到7900万美元的现金，Mission公司的外部股东(股民)将得到Sunray油田普通股，含大量债券并有优先权。股民们同意这一交易吗?这个交易看起来不平等，但股票却以高于Mission公司的市场价售出，因为Mission股中含有大量的折扣。
这时引入了新的因素，最近辞职的Mission公司总裁(也是Skelly石油公司总裁)斥责合并中有许多不公平因素，并诉诸法律以禁止合并，使合并最终成为泡影。1947年底，Mission的价格从破产清理价中又打了5%的折扣。
在与合并作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言论，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总裁的预言:如果交易被禁，他将采取紧急措施，对Mission公司财产进行清算，以使得每个股民对Skelly油公司和Tidewater联合公司有直接控股权。这就使得公司内部群体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持股公司的存在与外部股民的地位是对立的。
应当指出，Mission公司在以后几年里情况良好，尽管仍有折扣这一因素存在。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来自Skell石油公司盈利及市场价格的提高，只有一小部分来自Tidewate:联合公司。我们并未发现证据以表明控股对它以后的顺利发展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上面详尽的事实说明，内部提供的优势超过了外部所提供的。
结果，直到1964年Mission公司的组成都没有变化，而它的价格却随着Skelly股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到1963年底，Mission公司仅以净资产的很小折扣出售。
MISSION公司的例子
让我以Mission公司为例来说明外部股东在持股公司中的状况。这家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除带有持股公司的共同特点外，这家企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成立于1935年，并拥有两个石油公司的股份—Tidewater联合公司及Skelly石油公司。市场折扣越来越大，到1937年底达35％，并且这是以后10年折扣的平均数字。
持股公司对公众的不吸引人之处在以下一点上可以得到说明:尽管在这一时期另一家石油公司—西太平洋石油公司曾通过大量购股而获得45%的控股权，Mission公司股的市场价与资产价间的折扣仍然很大。
1947年，欲通过Mission公司与Sunray油田合并的方法来结束Mission公司的存在。这一合并不同寻常。控股的西太平洋石油公司由此可得到7900万美元的现金，Mission公司的外部股东(股民)将得到Sunray油田普通股，含大量债券并有优先权。股民们同意这一交易吗?这个交易看起来不平等，但股票却以高于Mission公司的市场价售出，因为Mission股中含有大量的折扣。
这时引入了新的因素，最近辞职的Mission公司总裁(也是Skelly石油公司总裁)斥责合并中有许多不公平因素，并诉诸法律以禁止合并，使合并最终成为泡影。1947年底，Mission的价格从破产清理价中又打了5%的折扣。
在与合并作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言论，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总裁的预言:如果交易被禁，他将采取紧急措施，对Mission公司财产进行清算，以使得每个股民对Skelly油公司和Tidewater联合公司有直接控股权。这就使得公司内部群体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持股公司的存在与外部股民的地位是对立的。
应当指出，Mission公司在以后几年里情况良好，尽管仍有折扣这一因素存在。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来自Skell石油公司盈利及市场价格的提高，只有一小部分来自Tidewate:联合公司。我们并未发现证据以表明控股对它以后的顺利发展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上面详尽的事实说明，内部提供的优势超过了外部所提供的。
结果，直到1964年Mission公司的组成都没有变化，而它的价格却随着Skelly股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到1963年底，Mission公司仅以净资产的很小折扣出售。
过剩的现金资产
现在我们对持有过多现金的问题简要谈一谈。
许多相对不太成功或是不够大众化的企业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相当多的额外现金资产。这些现金有时来自前几年的股票生意，而现在作为不必要的资产持有;有时来自大量固定资产贬值及耗尽而逐年积累的现金，实质上是原始资产被转化成了现金;有时来自数目巨大的临时收入。现金资产只会产出很小的收益，一般形式为国家债券，而且企业经营达不到最佳状态。相比较于持有流动资产，它们的市场价格也倾向于反映出较小的创造利润的能力。
只要这些过量资金保留在企业中，外部股东将很少从分红或市场价格中获利。对于这部分过量资金来说，一个较好的出路是用低于公平价的价格购买外部股。内部股股东能评估出这些现金形式的资产对他们而言的全部价值，因为这些现金在其控制之下，如果他们想得到与资产比例相对应的股票额，可以轻易地安排一次分红。
1929，一个公司重新购买自己的股份已成为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标准的操作方法。金融权威们对于重购中出现的公平待遇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股东也未考虑这一点。故而，在这里须采用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公司必须公平地对待它所有的股东，它应该给予投资者一个公平的价格。
如果这样一个公平的价格高于市场价—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么重购必须以竞争性的招标方式进行，最高的投标价应与公平的价格相当。
在投资基金领域和持股公司系统形成的公用事业领域，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已制止了一些不平等的重购政策，但也仅在这些领域SEC才对购买股份者有裁决权。如果我们能提高股东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智力水平，那么公正待遇也就随之而来，以替代那些专制的法规，而且它也会应用于每一个公共持股的企业。
这里需指出，在第11章曾将美国夏威夷轮船公司作为低估价值的公司，就是我们讨论过的两种情况中的一个例子。它的现金资产不能反映它的市场价格，因为它只产出了很小的收益，而且现在和将来的运行结果也未被看好。它的相当一部分现金资产已经持续数年被用于重购股份，并往往低于公平的价格，大概有20%的资产是以这种低价方式收回的。
在第10章曾提及的Burton-Dxie公司，在市场价每股20美元的情况下以每股16元拥有现金资产。好像它将会成为一个通行的例子:拥有超过需要的现金，导致股东的投资权益不充分。
金融效率的概念
本章中两个主要分支可用“金融效率”的概念统一起来。一个公司可以管理得很好，但同时却没有给外部股东以同样的回报，这是因为它的“效率”仅局限于操作运行，而没有扩展到资本的最佳利用。其实，有效率的运行是以低成本产出最高利润，有效率的金融都需求股东的资产并以适合他们最大利益的方式运作。而这一问题，对管理者来说兴趣很小。事实上，管理者总是从股东手中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本来减小自己的金融问题。这样，一个典型的管理方式在操作上往往需要更多的资本，如果股东允许的话(事实上他们经常允许)。
一般不能指望一个大型企业的公众股东们能像一个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一样，为了从自己投入的资本中获取最大收益而艰苦努力。我不能提供完美的建议，以教股东应该怎样对管理者提出恰当的要求。但我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现有资本不能取得足够收益去支持它的公正的市场价格。这种严厉的批评态度得到部分股东的大力支持。他们的质问事实上应该延伸到这个问题:使用的资金数目和使用的方式对企业的要求和结果是否合宜。
对于控制企业的股东(大股东)，保留过量资金还不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因为他们尚有能力在想退出时收回资本。诚如上面所述，这是一个给内部股东不正当收益的重要途径。如果公众股持有人拥有大部分股票，他们将有能力运用投票权强制执行有利于自己的有效率的资本运行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有比现在所展示的更多的知识和进取精神。如果内部股东有足够多的股票来构成有效的表决控制权，外部股东即使有保护自己的强烈要求也无能为力。为了处理这些相当常见的情况，我确信有必要进一步发展现有的法律体系，以便界定企业控制者对于那些无权力影响企业的外部股东所应有的信用和责任。
过剩的现金资产
现在我们对持有过多现金的问题简要谈一谈。
许多相对不太成功或是不够大众化的企业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相当多的额外现金资产。这些现金有时来自前几年的股票生意，而现在作为不必要的资产持有;有时来自大量固定资产贬值及耗尽而逐年积累的现金，实质上是原始资产被转化成了现金;有时来自数目巨大的临时收入。现金资产只会产出很小的收益，一般形式为国家债券，而且企业经营达不到最佳状态。相比较于持有流动资产，它们的市场价格也倾向于反映出较小的创造利润的能力。
只要这些过量资金保留在企业中，外部股东将很少从分红或市场价格中获利。对于这部分过量资金来说，一个较好的出路是用低于公平价的价格购买外部股。内部股股东能评估出这些现金形式的资产对他们而言的全部价值，因为这些现金在其控制之下，如果他们想得到与资产比例相对应的股票额，可以轻易地安排一次分红。
1929，一个公司重新购买自己的股份已成为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标准的操作方法。金融权威们对于重购中出现的公平待遇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股东也未考虑这一点。故而，在这里须采用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公司必须公平地对待它所有的股东，它应该给予投资者一个公平的价格。
如果这样一个公平的价格高于市场价—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么重购必须以竞争性的招标方式进行，最高的投标价应与公平的价格相当。
在投资基金领域和持股公司系统形成的公用事业领域，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已制止了一些不平等的重购政策，但也仅在这些领域SEC才对购买股份者有裁决权。如果我们能提高股东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智力水平，那么公正待遇也就随之而来，以替代那些专制的法规，而且它也会应用于每一个公共持股的企业。
这里需指出，在第11章曾将美国夏威夷轮船公司作为低估价值的公司，就是我们讨论过的两种情况中的一个例子。它的现金资产不能反映它的市场价格，因为它只产出了很小的收益，而且现在和将来的运行结果也未被看好。它的相当一部分现金资产已经持续数年被用于重购股份，并往往低于公平的价格，大概有20%的资产是以这种低价方式收回的。
在第10章曾提及的Burton-Dxie公司，在市场价每股20美元的情况下以每股16元拥有现金资产。好像它将会成为一个通行的例子:拥有超过需要的现金，导致股东的投资权益不充分。
金融效率的概念
本章中两个主要分支可用“金融效率”的概念统一起来。一个公司可以管理得很好，但同时却没有给外部股东以同样的回报，这是因为它的“效率”仅局限于操作运行，而没有扩展到资本的最佳利用。其实，有效率的运行是以低成本产出最高利润，有效率的金融都需求股东的资产并以适合他们最大利益的方式运作。而这一问题，对管理者来说兴趣很小。事实上，管理者总是从股东手中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本来减小自己的金融问题。这样，一个典型的管理方式在操作上往往需要更多的资本，如果股东允许的话(事实上他们经常允许)。
一般不能指望一个大型企业的公众股东们能像一个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一样，为了从自己投入的资本中获取最大收益而艰苦努力。我不能提供完美的建议，以教股东应该怎样对管理者提出恰当的要求。但我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现有资本不能取得足够收益去支持它的公正的市场价格。这种严厉的批评态度得到部分股东的大力支持。他们的质问事实上应该延伸到这个问题:使用的资金数目和使用的方式对企业的要求和结果是否合宜。
对于控制企业的股东(大股东)，保留过量资金还不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因为他们尚有能力在想退出时收回资本。诚如上面所述，这是一个给内部股东不正当收益的重要途径。如果公众股持有人拥有大部分股票，他们将有能力运用投票权强制执行有利于自己的有效率的资本运行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有比现在所展示的更多的知识和进取精神。如果内部股东有足够多的股票来构成有效的表决控制权，外部股东即使有保护自己的强烈要求也无能为力。为了处理这些相当常见的情况，我确信有必要进一步发展现有的法律体系，以便界定企业控制者对于那些无权力影响企业的外部股东所应有的信用和责任。
股东与股利政策
由于经营者天生会将再投资置于支付红利之前，他们经常采取一种吝啬的股利政策，导致股票几乎经常以被压得相当低的市场价格出售。这种股东期望和管理者的吝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使股东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可怜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很容易被“管理者最知情”的标准反驳所封杀。
概述
描述普通股投资的困难之一，是股利在决定股票价值和价格中扮演的角色。不久前，人们认为真正的普通股投资者的主要兴趣是获得现金红利，并要求它有足够的数量，按期支付，持续增长。投资者承认，收益不可能全部用来支付红利，应采用一个百分比的界限。的确，这首先是因为典型的公司需要将它的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以供公司正常的发展;其次，百分之百地支付政策—作为极端例子—必然会动摇股利。
一方面，投资者有按期获得足够数量红利的愿望，另一方面，公司需要保留利润以发展事业和增强财力。在过去，两方面要求通过折衷的方式来解决。大多数经营顺利的公司将利润的60%一80%支付红利。然而，由于经营者天生会将再投资置于支付红利之前，他们经常采取一种吝啬的股利政策，导致股票几乎经常以被压得相当低的市场价格出售。①这种股东期望和管理者的吝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使股东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可怜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很容易被“管理者最知情”的标准反驳所封杀。
①对证券的研究表明，典型的事例中，支付1美元股利比1美元未分配利润可引起市场价格4倍的上升。这一点己被1950年前一些年的公用事业股的表现充分证明。低股利分配的证券以低收益的倍数定价，因为它们的股利过后会上升，所以对买者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见E. B. Barret,嘴《公用事业殷选择计划》,《财政时报》.1951年6月)。自1950年以来,工业企业股利率已有更多的标准。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苏必略石油公司。1948年，这个公司每股收益35.26美元，支付红利每股为3美元，股票价格卖到235美元。1953年红利减到1美元，而股票价格高到660美元。1957年，它根本没有支付红利，股价竟达2 000美元!当1962年每股收益49.50美元、支付红利7.50美元时，这一不寻常的股票市价落到了795美元。
就成长型公司的股利政策而论，投资意见很不成型。我们的两个大型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IBM公司—的情况反映了相互矛盾的观点。电话电报公司关注于公司证券良好的成长性，如事实表明1961年它的卖价是当年收益的25倍。虽然如此，公司股利政策仍将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想法放在第一位，其股票市价对于股利率增长落空的谣传有着较大的反应。另一方面，IBM公司较少关心现金红利的支付，19年红利仅相当于当年高点时股价的0.5%在两个事例中，股份都进行了分割。
市场对现金股利政策的评价正形成以下原则:如果最初的重点不是放在成长上，这种股票就被称作“收入股”，最初市场价格决定了它的股利率长期保留其重要性。在另一种情况下，明显实行迅速成长战略的股票首先由期望的成长率定价，如在下一个10年，其现金股利率多少会被排除在计算之外。
上面的阐述可以适当地描述目前的倾向，但它绝不是对所有普通股的惟一指导，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惟一的。实际上，许多公司处在成长和非成长型企业的中间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认定成长性因素的重要性是困难的，并且市场的观点每年都会改变。另外还存在着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如要求企业为了更多地支付给股东现金红利而放慢增长302速度。一般情况下，股东对繁荣的关心较少些，对在过去越繁荣的公司，提高股利率、增加红利的期望值越大。
我们由此相信，股东应该要求他们的管理者，要么支付正常的股利(常规为2/3)，要么保证低分配不降低股票的市场价格，比如有与自己收益相适应的价格，而不受低股利支付的影响。这样的保证通常在公认的成长型公司中能够做到，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低股利支付明显是使股票平均市场价格低于价值的原因，这里股东完全有权发牢骚。
一种吝啬的政策常常使公司的负担加重，因为它们的财务地位相当虚弱，它们需要所有或大部分的收益(加上折旧费)来偿还债务，弥补它们的流动资本。发生这种情况时，没有多少股东能对它说什么，除非是批评管理者失职，将公司陷入此财务困境。然而，有时相对不繁荣的公司以宣布扩展业务的理由压抑了股利率。我感到，这样一种政策在表面上是不合逻辑的。在股东接受有关方案前，管理者应该作出完整的解释和令人信服的说明。就过去的纪录而言，没有理由相信，所有者会通过把他们的钱投在一个业绩平平的企业扩张中而得益。
股票红利与股票利润
投资者理解股票红利(流行的说法)和股票利润的实质性区别是重要的。后者涉及普通股的结构。在典型的情况下，一家公司发行两到三次股票，新股票与过去特定时期再投资形成的特别收益无关，它的目的是给股票建立较低的市场价格，这样较低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吸纳更多新老股东。股票的分配，可以通过所谓股票红利的技术来实行，它涉及资本账户盈余金额的转移;或通过标准价值来改变，这不影响账户盈余。
合适的股票红利是支付给股东的一种有形的凭证或明确收益的代表物，它们已经被再投资到企业，停留在近几年短期账户上(不超过前两年)。现已实行在宣布的时间以近似的价值来评价这样的股票红利，并将相当数量这样的价值从盈余账户转移到资本账户。因此，典型股票红利的数量是相当少的，大多数情况下不多于5%。在本质上，这类股票红利从收益中支付的现金数量，与以出售同量价值的追加股份相比较，给股东带来的效果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一种纯粹的股票红利有重要的有利税率。另一方面，同等数量的现金红利具有股票优先认购权，这对于公用事业公司几乎是标准的做法。
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确定了25%的比率，作为股票分配和股票红利之间的区别线。分配25%或更多的利润，企业不需要通过从盈余账户转移它们的市场价值到资本账户来完成。某些公司，特别是银行，仍然遵循宣布他们所喜欢的任何种类股票红利的传统惯例，例如宣布一个无关于最近收益的10%。这种情况在金融界留下了令人不偷快的混乱。
我长期坚定地拥护有关现金和股票红利支付的分类的、清晰的政策。在这样一种政策下，股票红利被定期地资本化，或者收益中的一个指定的部分被再投资到企业。这样一种政策，覆盖所有再投资的收益，它现正被普里克公司、政府劳动保险基金，可能还有少数其他公司执行。
所有类型的股票红利，似乎都受到大多数学院专家的反对。他们坚持股票红利只不过是一纸碎片，它们给予股东的不像从前那样有用，而是无价值的，并且留下了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空谈家的观点，它未考虑投资中实际的和心理的因素。的确，定期的股票红利，即5%，只是所有者投资形式的变化。他在100个地方有105种股份;如果没有股票红利，同样的所有权利息就会使原始的100股成为105股。虽然如此，形式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希望兑现他的公司以利润派发的用于再投资的股票，他能够通过出售公司分给他的新股票来实现。他能够像先前他的100股一样，接受105股的相同现金股利率;在股票红利之外，5%的现金红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公用事业公司支付现金红利，然后通过出售追加的股票(通过优先配股权)从股东手中拿回一部分钱的做法相比较，按期支付股票红利政策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当我谈到
以上情况时，股东会发现，如果他们在紧接着股票优先认购权行使现金红利的流行场合接受股票红利，自己刚好处在相同的位置，除非他们在被支付现金红利时会节约所得税。需要或希望年度现金收入最大值的那些人，如果没有额外的股票，可以通过出售他们的股票红利，或用相同的办法出售他们的优先配股权获取现金收入。
通过将股票红利替换为现在的股票红利和优先权的组合，能够被节省的所得税的总额是巨大的。我主张这一改变由公用事业公司进行，尽管它对美国财政部起了相反的影响。我确信在收益上增加个人所得税是完全不公平的，它并不真正被股东所接受，因为公司从股票出售中拿回了同量的钱。
有效率的股份有限公司不断地使它们的设备、产品、簿记、管理训练程序、雇员关系现代化，它们高度重视主要财务特别是分配政策的现代化。
第四篇 结论
“安全边际”—投资的核心概念
利用你的知识、经验和勇气。如果你已经从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并且你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按照它行动.即使其他人可能怀疑或有不同意见。
根据古老的传说，一个聪明人将世间的事情压缩成一句话:“这很快将会过去。”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我大胆地将成功投资的秘密精练成四个字的座右铭:“安全边际。”这贯穿于前面投资策略的讨论—经常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现在让我以一个相关的论据试图简明地追溯那个思想。
所有的投资者都认识到安全边际的概念对选择合适的债券和优先股是重要的。例如，花费几年的时间，铁路债券(在税前)应该取得高于5倍的总固定收入，这是由于该债券适合于作为投资等级发行物。这个超出利率条件的过剩能力构成了安全边际，其根据是投资者可以避免由于某些期货的下跌而带来的在净收益方面的损失(高于变化的边际可以另外的方式陈述，例如，以百分比方式，但基本思想保持不变)。
债券投资者不会期望将来的平均收益与过去的收益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如果他相信那个的话，那么所要求的边际也应是很小的。至于将来的收益会比过去好得多还是差得多，除了基于判断，他不可能依赖任何可控制的范围;如果这样做，他将不得不根据精心设计的收入账来度量他的边际，而不是强调过去记录中所显示的边际。这里，安全边际函数本质上不必给出将来的精确估计的数值。如果边际较大，由于其使得投资者充分感觉到对时间变迁的防备，那么就足以保证将来的收益不会远落在过去的收益之下。
另一方面，将企业的总价值与债务量相比较，可以计算出债券的安全边际〔对优先股也可进行相同的计算)。如果企业总资产为1000万美元，而企业的价值为3000万美元，那么当债券持有者遭受损失之前，至少从理论上讲，在价值上还有2000的收缩空间。高于债务的这个多余价值量，或“缓冲”，可以用几年内初级证券的平均市场价格来估计。由于平均证券价格通常与平均收益率相联系，因而超出债务的企业价值边际或超出费用的收入边际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产生相同的结果。
安全边际的概念被大量应用于“固定价值投资”。那么，它可以被应用于普通股领域吗?是的，但必须做一些必要的修改。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认为普通股更合理，因为它享有与一个好的债券一样的安全边际。例如，在萧条的情况下，当一个公司正在销售仅有的剩余的普通股时，尽管数量少于债券，仍可根据公司财产和获利能力而安全发行。这是许多金融实力雄厚的工业公司在1932年和1933年低价格水平时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得到与债券相关的安全边际，加上普通股固有的获取更大收益和资本增值的机会(他缺少的惟一东西是要求红利或“其他”支付的合法权利，但这与他的利益相比是很小的缺点)。尽管不经常，但在这种情况下购买的普通股，将会提供一个理想的安全性和获利机会的组合。
在正常条件下，为投资而购买的一般普通股，其安全边际在于大大高于现行债券利率的期望获利能力。在以前几版中，我作了以下描述:
假设在一个典型的场合，基于现在的价格收益率是9%，而债券利率是4%，那么股票的购买者将会得到对他有利的平均年边际5%的增长。这些盈余中的一部分以红利的形式支付给他，即使这部分被他花费掉了，但已计入了他的整个投资结果。根据他的意见，未分配的余额可以被重新投资于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重新投资不可能大大地增加收益率和股票价值(原因是市场有一种顽固的习惯，重视以红利分配的收益，而不太重视留在企业的收益)。但是，如果全面观察就会发现，通过将收益重新投资，使得公司公积金的增长与公司价值的增长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在一个10年的周期中，股票盈利率超过债券的典型超额量可能达到所付价格的50%。这个数据足以提供一个非常实际的安全边际—其在合适的条件下将会避免损失或使损失达到最小。如果在20种或更多种股票中都存在如此的边际，那么在“完全正常的条件”下，获得理想结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是投资于代表性普通股的策略不需要对成功地计算做出高质量的洞察和预测的原因。如果以几年中市场的平均价格购买，那么所支付的价格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安全边际来保证。投资者的风险在于高出市场水平集中购买，或购买非代表性的普通股—它一般会带来使收益率下降的更大风险。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在1964年条件下，普通股投资的整个事实是:“在典型情况下”，收益率远比所支付价格的9%低得多。我们假设，在大公司中，稍微集中于低增值的证券，一个防御型的投资者可能以现在收益的16倍获得股票，即基于成本获得6.25%的收益回报。他可能得到大约等于现行的高等级债券利率的红利收益率，即4.40%，并且他将考虑以稍微低于2%的费用重新投资于企业。在这个基础上，10年期间超出债券利率的股票收益率总计仅有约1/5。我们会发现将其视为合适的安全边际是很困难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感觉到即使是各种各样的知名普通股现在也有真正的风险，尽管这个风险可能由各种证券获利的可能性得到补偿。的确，投资者除了遭受风险外别无选择。否则的话，随着美元的逐步贬值，他可能因为仅仅持有固定索取的支付而冒更大的风险。不过，投资者还是应该尽其可能地理性地认识到并且接受下面的结论为好:良好收益的可能性与最终低风险相结合的旧包袱不再适合于投资者。
然而，为高质量的股票支付太高价格的风险—当确实有的话—不是证券购买者通常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几年的观察告诉我们，投资者的主要损失来自在有利的商业条件下购买劣质股。购买者往往将现在的好收益等同于收益能力，并且假设繁荣与安全性是一致的。在那几年中，债券和低等级的优先股能够以接近票面价值的价格售予公众，这是由于它们具有稍高的收入回报或靠不住但有吸引力的转换权。而且，基于两三年非正常的高利润的实力，不知名公司的普通股可以按远高于有形投资的价格进行浮动。
根据任何容许的期限，这些证券都不能提供合理的安全边际。利息费用和优先股红利的范围必须通过几年来检验，包括低于正常商业的周期。如果普通股适合于作为收益率的指示器，那么它们的收益一般同样是正确的。因而得出，大多数良好的投资是以良好的价格得到的，而当视界内充满乌云时—经常在此之后不久就会出现，注定要忍受令人烦恼的价格下降。投资者无法充满信心地期待最终恢复原状(尽管在有的情况下它的确发生了)，这是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安全边际使他摆脱困境。
投资于成长股的原理，有的与安全边际的原理相对应，有的与其相反。成长股的购买者对预期收益率的依赖大于过去所示的平均值。他用这些期望替代过去的记录以计算他的安全边际。投资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精心地估计将来收益还不如仅仅记录过去有更多的指导;事实上，证券分析正越来越多地对将来进行适当地评价。成长股的方案可以提供像在普通投资中发现的可靠的安全边际，假设对将来的计算是保守的，并且假设其显示了一个与所支付的价格相联系的满意的边际。
成长股方案的危险恰恰在这里。对于如此优惠的证券，市场有估价的趋势，此价格将不会受将来收益的保守型方案的保护(慎重投资的基本规则是，所有的估计，当它们与过去的操作不同时，肯定是错误的，至少在有所保留的陈述方面是错误的)。安全边际总是依赖于所支付的价格。如果在某一个价格安全边际大的话，那么在某一个更高的价格安全边际就小，在某一个还高的价格，安全边际就不存在了。正像我们假设的，如果大多数成长股的平均市场水平太高，不能为购买者提供一个合适的安全边际，那么就很难找到在这个范围内分散购买的简单技术。特殊的预见和判断将是需要的，以使得聪明的个人选择可以避免将这些证券作为通常的市场水平所固有的风险。
当我们将其应用于低估了价值或议价的证券范围时，安全边际的思想就非常清楚。这里，我们定义出一种价格与另一种价格所指示的或评价的价值的顺差，那就是安全边际。承担错误计算或比平均运气更坏的结果是合适的。议价证券的购买者往往将其注意力放在投资能力方面，以承受不利的进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实际上不热心于公司的前程。的确，如果公司前程确实不好，那么投资者将宁可避开这些证券，而无论它们的价格多么低。但是，低估价值证券的范围可从许多相关的也许是大多数事情中得到。对其而言，将来既不会明显有前途也不会明显无前途。如果这些证券通过议价而购买，那么即使收益率有一点下降，也不会阻止投资显示满意的结果。安全边际将适用于其特有的意图。
关于多样化原则
安全边际概念与多样化原则之间有紧密的逻辑关系，一个与另一个互相关联。即使具有投资者喜欢的安全边际，一个单独的证券也可能操作得很坏，因为这个边际仅能保证他获利的机会比损失的机会更多，而不保证损失是不可能的。
但是，随着委托数的增加，利润总和将会超过损失总和是肯定的。这也是构成保险公司经营保险的简单基础。
多样化是防御型投资所采用的一项原则。投资者如此广泛地接受安全边际原理，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多样化伴随着它。通过观察计算出来的轨迹线，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丰富多彩的。如果一个人对于一个数押l美元，当他赢利时获得31美元的收益，但他损失的机会是33:1，这时他有一个“负安全边际”。在这种情况下，多样化是愚蠢的。他押的数越多，以获利结束的机会就越少。如果他在每一个数上(包括0和00)固定押1美元，那么在每一轮他也许将损失2美元。但假设赢利时获得35美元，而不是31美元，那么他将有一个小的但重要的安全边际。因而，他押的数越多，他获利的机会就越多，并且只需简单地在每一个数上押1美元，那么他在每一轮肯定赢得2美元(顺便说一句，给出的两个例子实际上描述了游戏者和一个具有0和00的轮盘业主的各自的地位)。
区别投资与投机的若干标准
就普遍接受的意义来说，投资没有惟一的定义，尽管当局有权力按他们喜欢的那样将其定义得非常优美。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疑在投资和投机的概念之间有任何实际的和可靠的差别。我认为这种怀疑态度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它之所以有害，在于它为许多乐于在证券市场寻找投机刺激的人提供了勇气。我建议，安全边际概念可被用来作为试金石，以助于区别投资操作与投机操作。
可能大多数投机者认为，当取得机会时，就有了对他们有利的差额，因而在其做法中可能对安全边际提出要求。每一个人都觉得时间对他的购买是有利的，或他的技巧优于大众的技巧，或他的顾问和系统是值得信赖的。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他们基于主观判断，而没有得到任何有利的根据或任何确定线索推论的支持。我非常怀疑，一个根据他的股票正在上升或下降的观点而下赌注的人，在任何有价值的意义上，是否可以说成是受到了安全边际的保护?
相反，投资者安全边际的概念，像在前面所阐述的那样，是基于统计数据的简单和确定的算术推理。我相信，它将受到实际投资经历的有力支持。在未知的将来条件下，不能保证这个基本的定量方法将继续给出有用的结果。但是，同样地，在这点上也没有悲观的理由。
因而，简言之，为了进行真正的投资，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安全边际。并且，真正的安全边际可以由数据、有说服力的推理和很多实际经验得到证明。
投资概念的泛化
为了完成安全边际原理的讨论，必须将传统和非传统投资作进一步的区别。传统投资适合于典型的有价证券。在这当中，美国政府债券和高等级的、以红利支付的普通股总是排在前面。对那些利用免税特点而获得充分收益的人，我增加了州和市政债券。如果购买企业债券能够获得比美国储蓄债券更多的收益时，这里也可以包括一等的企业债券。
非传统投资仅适合于有进取心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覆盖了很大范围。最广的种类是二等公司的被低估了价值的普通股，当它们能以可指示价值的2/3或更低买到时，我推荐购买。除此以外，当这些股票正在以如此低的价格销售并明显可以它们价值的相当折扣得到时，它们也可被广泛地选择。在这些情况中，正常的投资者倾向于被称为证券投机者，因为在他的心中这些股票缺乏一等信用是与缺乏投资价值同义的。
我的结论是，充分低的价格可以将劣质证券转变成为很好的投资机会，假设购买者得到了情报、有经验且从事适当的多样化投资的话。因为，价格如果低得足以创造一个实质性的安全边际，那么证券就满足了我们的投资标准。我喜欢的支持例证来源于不动产债券。在20年代，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这种债券被以面值的价格销售并被广泛推荐作为合理的投资。它们的大部分几乎没有超过债务的价值边界，因而在事实上具有高度的投机特点。在30年代的萧条中，大量的这种债券不履行它们的利息，它们的价格崩溃了，在某些情况下，1美元低于10美分。在那个阶段，推荐以票面价值购买作为安全投资的顾问们，拒绝将它们作为最有投机性的证券，也拒绝将其作为无吸引力的证券。但在事实上，当价格下降大约90%时，使得这些债券中的很大一部分非常有吸引力，并且相当的安全，因为在其后隐含的真实价值是市场报价的四五倍。
购买这些债券所带来的被称作为“大的投机收益”的事实，不会阻止债券在低价位时有真正的投资质量。投机利润是对购买者所做的聪明投资的回报。它们可被恰当地称作为投资机会，因为仔细的分析已经表明在价格之上的额外价值提供了一个大的安全边际。所以，我在上面所述的每一类“理想条件的投资”，是天真的证券购买者严重损失的主要根源，但它有可能为老练的操作者提供许多很好的投资机会。
“特殊情况”的整个范围取决于我们对投资操作的定义。因为购买所做的预测，总是基于期望得到比所支付价格更大的收益的详尽分析而进行的。另一方面，每一单独场合都有风险因素，这些已在计算中被考虑并被纳入多种操作的总结果中。
为了使讨论具有逻辑高度，我建议通过购买无形价值来进行防御性操作，这种无形价值是由历史上低价位出售的一组“普通股选择权证”表示的(这个例子准备作为令人震惊的事情的重要部分)。这些权证的整个价值依赖于相关的股票某一天超过选择权价格的可能性。此刻，它们没有履约价值。而且，由于所有的投资基于合理的将来期望，因此根据将来某一牛市将会给它们的指示价值和价格带来大的增加这个极小的可能来观察这些权证是合理的。此项研究可能产生这样的结论:用该方法进行操作，收益比损失大得多，并且最终获利的机会比最终损失的机会大得多。果真如此，那么即使这个不受人喜欢的证券形式，也会出现安全边际。因而，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投资者在他的各种各样的非传统投资中可能包括了选择权—认股权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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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价值投资商学院 Touzi.MBA
发表于 2021-6-1 12: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