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博士后论文：中国能避免经济危机吗？（中）

LarryWilliams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最大一个原因，当然应当归功于“比较优势”，工人工资低微，只有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特别是农民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还能为资本家超时无偿劳动。后来《劳动合同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实行社会保障，却因工人们不愿从已经十分微薄的月薪中再拿出钱来缴纳一部分保险金，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形同虚设。中国是世界上矿难最严重的国家，每年工伤致残者数以万计。在没有防护设备的冲床上被切掉手指，在粉尘飞扬的车间里患上尘肺病，在长年超时繁重工作下未老而先衰……老板有点良心的，几千元打发了事，更有甚者，工人因工致残，却得不到一分钱补偿。例如，媒体就多次披露，有的工人因尘肺病而丧失劳动力，更无钱医治，找到原工厂主和当地有关部门，却被告知与工作无关，置之不理。还“劝导”你不要长年累月上访投诉，破坏社会稳定。请安静等死吧，否则就可能被扣上“刁民”帽子。
　　但是物极必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也开始响起了警报，而且可能更危险。前不久，据报载，一个农民工在广东东莞一家台资企业工作时手被损伤，成了残废。当地法院判决，厂方赔付受伤残疾人17万元。该厂总经理知道中国大陆人命不值钱的行情，矿难死了一个人，法定赔偿也只有20万元。断了一只手，要我17万？显然太多了，最多赔9万！法院会强制执行吗？肯定不会，因为那与“优化投资环境”的政令相悖。我为什么千里迢迢跑来投资建厂？就是看中你这里人工便宜，而且基本上不用付出劳动保护成本嘛。资本家办厂追求最大利润，尽量减少成本，天经地义，无可指谪。该厂那位总经理忠于职守，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对法院判定的赔付金额讨价还价，理所当然，却不料成了刀下之鬼。
　　但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外私营企业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很难、甚至无法平衡，和谐不了。即以此事为例，从这位工伤者角度考虑，老子手残废，不能干活挣钱，9万元能管几年？今后怎么活下去呀！你既要我死，我先要你亡。于是铤而走险，发生了资方总经理等人被其刀刺、两死一伤的悲剧。至于那些在工作中患上尘肺病，不自费“开胸验肺”就得不到一分钱补偿的残废者，及其他工伤后无助者，年老体衰难再就业者等等，这类人恐怕早已积累到数以百万计，他们现在怎么想？社会上没有事想生事闹事，一旦有了事就会竭力推波助澜，恨不得天翻地覆。这些人就像是广布全国各地的一个个定时炸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中，每一次都少不了这类与事件无利害关系，却唯恐天下不乱而赶热闹起哄的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不明真相群众”。所以，必须加速建立包括上亿农民工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再打马虎眼了，否则后患严重。但这需要巨额资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能主要从私营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中提取，这就难免加大成本。也就是说，再加上上述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消耗成本，中国外销商品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廉价了，还会畅销世界吗？
　　中国的主要依赖外贸出口拉动GDP增长的经济模式，即使世界销售市场复苏，也必须改弦更张，这不仅是上述那些不计成本的危害空间已近极限，难以为继了，更重要的是，将断送国家民族的前途。这些年来，不少国家的反华势力，越来越猖狂地给中国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窝囊。别人已经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拉屎了，难道除了“韬光养晦”，就没有办法对付了？当然不是。谁都知道中国军队不是好惹的，国家实力也不敢小觑。但小忍则乱大谋，一旦发生冲突，甚至动武交火，中国外贸依赖型经济必将大受影响，至少将停滞不前了。投鼠忌器而不敢针锋相对，无奈地委曲求全，实行绥靖政策。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因此越发像是一个软蛋。除非经济从外贸依存度畸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不可能改变这一形象，而成为一个傲视世界的敢于捍卫自己权利的硬汉。问题还在于，麻烦制造者的反华气焰将因中国的反应软弱而更加嚣张，频繁挑衅欺凌，没完没了。中国今天的这种境遇，简直同历史上的晚清和民国相像。毛泽东60年前即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权问，我们发展经济难道是为了重新回到过去那种被人蔑视的屈辱时代吗？
　　可能又有人说，等到我们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时候，再来硬的不迟。这是在做梦。西方列强容许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是为了养牛催肥，让中国人的工资永远占GDP的10％左右，大量生产廉价产品供其消费，而他们的工资则占GDP的50％以上，为其高端品提供了中国市场，美其名曰“国际分工合作”；而不是养虎为患，让中国人也生产高科技产品与之竞争。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全球化经济序列里，中国只能定位于肥大国家，而决不能，更不允许发展成为强大国家。
　　为了遏制与破坏中国发展成为强大国家，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战略主要有两招：一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严禁顶尖级的高科技产品及其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出口到中国；二，开动“人才收割机”，中国本土大量科技人才流失于国外和外资在华企业。这后一招釜底抽薪，更加厉害。中国经济因此陷于困境和危局：由于缺乏科技人才，或因人才少有用武之地而大量流失，本土民族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转变，又导致工资低微，内需消费乏力。最后，中国只有一条独木桥可走，发展以低端品为主的出口外向型经济，才能避免产能过剩危机。也就是说，依赖外贸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路继续走下去，将断送中国民富国强的前途。
　　但是，他们意犹未尽，还不放心，又盯上了中国的外贸盈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GDP增长为中心，不计血本地大量出口商品，换来了巨额外汇。这笔钱的投向，成了他们的关注重点。高端科技买不来，那就退而求其次，买他们的实业经济企业股票吧，不料也遇到了麻烦和难以克服的阻力。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即使亏损，也不能让中国人收购。美议会参议员们群情激愤地予以否决，其捍卫“国家安全”的意愿和决心，至少比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强上一万倍。中国28个重要行业中，已有21个被外资控制了龙头企业，其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食油加工业，据说外资企业的国内销售额高达70％。外资长驱直入，中国议会对此屁都没有放一个，而且各地官僚反当作自己的“政绩”。澳大利亚力拓矿业公司在全球经济危机开始时，资金链一度断裂，经营几乎难以为继，中国施以缓手，不惜花大价钱收购该公司部分股权，这该是双赢吧？结果也在其举国媒体汹汹然地反对，遏制中国崛起的敌对思维影响下夭折。
　　中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开发合作也不顺利。先是老殖民主义国家媒体因触犯了其国家利益，大肆渲染中国是在搞所谓“新殖民主义”，但因人家不予认同，反勾起一些昔日被殖民国家的痛苦回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借“人权”说事，指责中国向有“种族屠杀”的国家，例如苏丹政府提供帮助。我们随即看到，中国还真把这种无稽之谈的指责当一回事，慌忙派遣特使向苏丹领导人施压，干涉其内政。乌鲁木齐“7.5”事件后，有一外国恐怖组织头子扬言，要对中国驻外公司人员下毒手。就像美国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资助新疆分裂分子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一样，那个威胁下毒手的恐怖组织头子及其手下活动经费，我们中国人有理由怀疑，也可能来自于高调反恐，但持双重标准，实则反华压倒一切的西方某一组织。
　　西方敌对国家对中国外贸盈余的外汇资金“走出去”战略，不仅多方狙击，还使用各种卑劣手段予以破坏，防不胜防，如设置圈套请君入瓮。据说近几年中国向外投资人民币1400亿元，亏损却高达2000亿元，成为世界笑谈和“奇迹”。那么，到哪里投资保险呢？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学生，付了学费，却只能求教于居心叵测的西方老师。世界银行等主要由美国人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热情推荐，美国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利息收益较高，值得投资。被哄得团团转的中国傻子信以为真，不加思索毫无戒备之心，慷慨大方地一举丢进去3740亿美元。不知现在本钱还能收回多少？
　　其实，对中国人更大的忽悠是购买美国国债。现在已有8000亿美元，还将无限制地增加，数以亿计的中国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被继续诈骗下去。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国家对中国经济设计的路线图了。以某些甜头为诱饵，其中主要是降低关税，让你大幅度增加出口量，一步步地诱使你加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将中国定位于发挥“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外贸出口。中国因而肥大了，尽管高科技产业将永远地落后于人，而且差距可能越来越大，外汇储备却也日益增多。但他们处心积虑地让中国多余的外汇除一小部分外，大部分不能有效地用出去。从而迫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变成一个巨大的储血库，可供他们持久地吮吸。中国源源不断地无奈购买美国国债，表明吸血鬼的奸计正在得逞。
　　中国既已成为肥大国家，就为西方列强，特别是为美国人的宰割提供了猎物。因为中国是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贸出口的国家，世界市场，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西方发达国家销售市场的好坏，就攸关中国经济的兴衰。中国出口外向型企业众多，容纳数以千万计工人。如果这些企业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长期萧条，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便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后果甚至不堪设想。上帝保佑，危机早点过去吧。有人说，救美国就是救自己，这话没错。美国是超级大国，经济影响遍及全球。他若深陷困境不能自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销售市场就会萎糜不振。但怎么“救”？忽悠人的人又说了，可以做到“双赢”。美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缘于其国人长期信贷透支消费的入不敷出生活方式难以为继而出了问题。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就是借钱给美国人，使他们有条件重振消费信心，继续大量购买中国商品，也就是帮助中国恢复出口增长，社会上的饭碗又多了，劳动群众就不会去闹事。于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循环：中国借钱给美国（通过购买其国债形式），美国有钱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外贸盈余增加，又有钱借给美国人透支消费。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循环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是良性的，而对中国人肯定是恶性的，买办汉奸除外。令中国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循环正被当作对外金融政策在坚定不移地执行着，2009年7月份，中国又增持了241亿美元美国国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对中国人而言的恶性循环将永无休止，否则一旦中止就可能因失业率飙升而引发社会动乱，除非中国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赖外贸出口。
　　还会有人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多是低端消费品，他们即使闹危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不借钱，他们就不买来用了？当然还是要买，但不会再是“中国制造”。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如上文所述，不会容忍，更不可能帮助中国强大起来，从而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那么，一旦中国欲打破现在的国际分工格局，将外贸盈余利用来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造福于民，他们会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吗？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根本谈不上单一稀缺性，只是比较便宜而已。世界上其他能制造同样商品的国家多得很，新的供货基地的扶植和迁移也很容易，随时可以取而代之。最近，美欧不约而同地联手，以反倾销名义提高关税，对中国某些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这是在提醒和警告中国人，我捏住了你的命门，你的任何改变国际分工贸易格局的企图，趁早消失于萌芽之中，什么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空嚷嚷我也忍受不了。
　　总而言之，今后，中国再欲主要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既不能走，也走不通，更走不得了。
　　中国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外贸严重萎缩倒退（2009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减少二成以上），将“三驾马车”中的第二匹“马”——投资，取出口而代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危机一来，中央政府就果断地大笔一挥，一次性地投入4万亿，加上地方配套资金，数额惊人。据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2009年7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了7.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测算，上半年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测算显示，上半年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为负2.9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分析指出，投资快速增长扩大了对重工业品的需求，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回升。投资与消费活力，共同使中国经济回升。
　　其实，2009年上半年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的主力作用还是被低估了，因为上半年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贡献，应当算在投资（包括同时发放的7.4亿信贷）名下。
　　投资按照回报的方式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政府拨款，主要讲究社会效益，至少在短期内不要求经济回报，并且一般都用不着还，如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二是银行贷款，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不论短期还是长期，都要还贷，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和个人信贷消费。
　　中国投资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绩。如上所述，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即使按照官方标准计算，其中投资因素也占6.2％，占了大头。但我认为消费因素的3.8％，也应算在投资的功劳簿上。因为消费之贡献，几乎完全是由于上半年银行放贷达到创纪录的7.4万亿元，竟是上年同期的3倍，加上政府拨款4万亿及地方配套资金中的工资支出增加所致。有些消费，如购买房产，并非用于自住，而是购买人的一种投资行为。也就是说，消费增长的贡献部分，也是直接和间接地依靠于投资力度的加大。所以，归根结底，投资的贡献率应为10％，成绩更大。
　　但问题是，不论4万亿的中央政府拨款，还是7.4万亿的银行贷款，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前者基本上不要求，至少短期内不要求产生经济效益回报，因而不需还款。但过去外贸出口增长旺盛时历年积累的中央财政储备，用之于数以万亿计的政府拨款能有几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4月份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的一次跟综调查发现，中央投资基本到了位，可是地方配套资金却跟不上，而且不少项目的质量也有很大问题，特别是存在过剩风险。因此，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测，这种天量政府拨款投资，今后如果继续搞的话，其力度与效益也将逐次递减，要不了几年，便会成为强弩之末。而且，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依靠投资实现了今天经济的均衡，但若未来消费不能相应跟上，明天经济将更不均衡，即产能过剩问题更积重难返。可是，未来消费有望增加吗？只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再无可能，后文分析。
　　后者，即银行贷款，海内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发表高见：钱要重点贷给民营中小企业，让他们有条件投资发展实体经济。理论上无疑是真理，因为民营经济具有活力，实业经济更应重视。但这些学者似乎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客观上的基本事实：即全球经济危机风一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一下子就倒闭了4成，有活力怎么也弱不禁风？请问，已经倒闭的数以万计的厂家中，有几家是因为资金缺乏，而不是由于国际市场萎缩，订单锐减？生存下来的，也大多度日艰难，主要原因就在于外销受阻，产品卖不出去。产能既已过剩，再让他们投资扩能，岂不是乱开药方，犹如关公战秦琼，唱的是哪门子的戏？这一建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偏爱者和维护者尽管个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已黔驴技穷，开不出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对症验方，只好乱抓药了。
　　2009年全年GDP“保八”目标有望超额实现，但我却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乐观不起来，因为缺乏可持续性。投资能够代替出口，长期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吗？显然不能。拔苗助长，也许短时期内不会倒伏，反而看上去非常喜人，后果则必将其反。投资扩大产能，贷款鼓励消费，诚然有助于近期GDP增长，但也为下一次发生更严重的危机埋下了祸根，以后算起总账，可能得不偿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然是短命的，不然，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会很快失败吗？即使现在有巨额外汇储备，也经不起几年消耗和补贴多年积累下来的民生欠账。何况外汇储备并非完全是自有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是“代存”的境外投机热钱。
　　在时下各行业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资金只有投向房地产业，才能有效地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虽然不会公开承认，但实际上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执政当局的共识，也是他们赖以创造“经济奇迹”的唯一选择。但是，一旦选择房地产业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产业，在产业结构上便难免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因为，至少在银行贷款投向上，不利于扶植高科技产业的重点发展，使经济增长模式更难转变。最典型的例子，据报载，2005年1季度，上海市银行贷款95％投向了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更糟糕的是，环顾与纵观世界各国房地产业发展史，凡是将此作为支柱产业的国家，经济后来无不遭遇严重挫折，甚至崩盘。美日两国便是前车之覆。亦步亦趋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经验”的中国能例外吗？
　　发展经济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鼓吹他们的主张，其中一个蛊惑人心的主要说词是，民主直接选举下诞生的领导人，必然要考虑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人们便不会投票于他。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能否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决定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如果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我不怀疑任何一个采用直选方式的民主国家领导者，除少数例外，他们主观上都欲取悦于社会大众，也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以博取选票。我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或总理，不过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是不同的。传统观点过于浅薄和简单了。
　　例如，近来据说美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好转，金融危机也可能于年终前触底后复苏。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见效了。世人知道，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开始是用于填补银行的窟窿。美国也有人愤愤不平，华尔街金融寡头们由于贪婪，玩弄虚拟经济，创新五花八门的什么金融衍生品，不顾风险与后果地大肆放贷，特别是房地产业的“次贷”，鼓励人们尽情透支消费，结果难以为继而终于出了纰漏，造成巨额坏账。他们撒下的烂污，却要全国纳税人为其擦屁股，真是岂有此理！与金融寡头们的日子好转的情况相反，人民大众的饭碗却朝不保夕，而且持续恶化，预计明后年失业率将达到两位数，创下战后几十年来的新高。这少数大老板不当得利，多数劳动者无辜受害的救市政策，显然不利于奥巴马政府的投票支持率。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位美国政府领导人，即使他有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良好心愿，也不得不这样做，即经济政策必须优先为资本服务，因为唯有如此，美国经济才有可能复苏。若是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道而行之，先想着讨好大多数人，那就糟了，美国经济不但好转不了，恐怕还将继续恶化。用中国人的习惯语言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美国失业者活该倒霉，不应抱怨。这种经济制度下的世界各国，都将遵循它的规律而行。
　　中国似乎有点例外，即对就业问题格外地重视，又当何解？这是因为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十分危险，而社会保障制度又远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执政当局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需要考虑，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并不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规律性。这个经济制度在中国也仍是优先照顾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劳动者的利益，根本性的大的方面并未例外。例如，面对经济危机，最应该救济的对象是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纷纷主张，应当是私有中小企业，除了药不对症的银行倾斜贷款救助，还应减免税收等。不错，救了私有中小企业，也能保住劳动者的饭碗，在今天的中国，这类企业吸纳了大部分劳动力。但经济学家们的利益照顾重点，根据以往经验和事实，显然是资本家，而非劳动者，因为这些学者中的不少人都对《劳动合同法》颇有微词。资产阶级学者恐怕触犯众怒，也担心暴露其真实嘴脸，所以一般地不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委婉地表示，这一法规出台早了，要求缓行。这些学者的理由也很充足：“过度”保护劳动者利益，其实是害了他们，企业因而倒闭了，饭碗还能存在吗？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人们才会反向思维：优先地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利益，才能充分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更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银行和民间资金投向了房市，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大发展，这本应是好事，因为这个产业可以帮助许多相关产业，如建筑、钢铁、水泥等的相应发展，也能吸收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就业。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下的社会，房地产业原有的功能逐渐发生畸变，从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到为国民经济发展埋下隐患，从造福民生到损害民生，发生畸变的过程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过程。美国的房地产业“次贷”引发金融危机是一个例子。中国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房奴”也是一个例子。美中两国的经济病源有相同之处，即都是将房地产业当作国民经济增长赖以支撑的主要支柱。不同的是，前者胆大妄为，后者比较谨慎，但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发生经济危机，迟早而已。
　　美国次贷危机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简而言之，就是无限制地鼓励与扶植发展房地产业。但是大多数美国国民相对于高房价，囊中羞涩，无力买房，甚至连一二成首付款也付不起怎么办？银行信贷员便一家家地上门服务，让穷人也能住上自家的别墅。银行并非慈善家，贷款给你买房是为了赚取利息，可是穷人有此支付能力吗？这不要紧，可以想方设法促使房价年年上涨，抵押给银行的房产增值部分就在内了。美国银行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岂有不知其中风险之理？他们会巧妙构思，创新五花八门让你晕头转向的金融衍生品，打包成各种债券发行，将风险转嫁出去，其中最大的一个冤大头就是中国，一次就将3740亿美元扔进了太平洋。
　　现在，世界上有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放马后炮，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金融寡头的贪婪和监管部门的失职，而都讳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痼疾，即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资本主义玩弄虚拟经济的贪婪行为有助于在一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政府为什么要去监管？应当放任才是。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干预的一贯主张。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理论有一个通病，或者说是禁区：避免触及危机的根源。尽管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这碗饭的人数以十万计，而且多是饱学的高智商人士，也只能舍本逐末，在克服经济危机的细枝末节上做点文章，没有一人解决得了根本问题。各国都在大印钞票，增大流动性，饮鸩止渴，企求尽可能长时间地苟延残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可能会来几次回光返照，但它没落衰败的大趋势是任何人也扭转不了的。
　　中国赶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末班车，不惜血本地追求GDP增长，换来了一些年的表面风光之后，将开始收获苦果了，不过可能比其他国家延后几年而已。以美为师，如出一辙地也是将房地产业当作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而且依赖性更大。在中国竞争性行业中，房地产业可能是唯一暴利行业。因此，银行情有独钟，重点贷款给它，民间资本也离开其他实业经济，趋之若鹜地转移于它。这个行业越来越弱化了它原来的民生居住功能，而反向强化为一个供作资本投机的载体。国民经济的增长，从主要依赖外贸出口转移到投资以后，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作用更是日益重要，已经到了须庾不可离开的程度了。而要维持这种作用，像美国银行房贷本息依赖于其信贷者房产不断增值一样，中国房市也是只能涨，不能跌，甚至泡沫不再吹大也不行。房市价格早已超离了大多数国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也背弃了它的成本加利润的合理价值，造成怨声载道。尽管如此，当房价因经济危机的波及而趋降时，执政者不是按照市场规律顺其自然地调整，而是逆反民意，慌忙“救市”，官为地再度向上推高。官家这么做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不救，而使现时国民经济赖以增长的唯一支柱夭折倒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救，即使硬着头皮顶着老百姓的抱怨，甚至漫骂也在所不惜。但问题是，这种硬顶房市高价的日子能长久坚持么？看来，在房市问题上，中国正在重蹈美国的覆辙。这个问题的根本实质仍然是消费能力相对于产能增长不相适应，但是去救，反而更加不相适应，不是什么加强监管，正确调控这类支节经济手段所能解决的。相反，救市只能保持“支柱”于一时，越救房市，问题越积重难返，泡沫破灭的后果也将越严重。
　　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后者则是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增值。社会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要求是次要的，实现这一次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其主要目的——满足人的需求服务。资本主义生产客观上也在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说是在满足人的需求，但只是有购买能力而且有购买欲望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中国房地产业的主要功能从满足人的需求畸变为资本获取利润，实现增值，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致使少数人获利益，多数人受损害。这个结果，即使最高统治者主观上有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良好心愿也难以改变，除非他不怕经济硬着陆，马上就陷于困境。
　　几百年来，为了弥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这个经济制度的谋士们的聪明才智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在美国，他们创新在时间上消费透支未来，空间上风险转移国外的方法，使其国内许多有购买欲望而无购买能力的人圆了购房之梦，但那是拔苗助长，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房市价值一旦逆转，房产停止增值，房主付不起银行贷款利息，便被无情地赶了出来，还是没有自己的住房。这一事件具有典型意义。中国人应当得到警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度玩弄虚拟经济可能繁荣于一时，但不可能持续于永久。这是因为投资单兵独进，孤军深入，如果没有消费或出口的配合，试图为经济增长找一条新的出路，只能以失败告终。
　　大概没有人怀疑，像今年这样超巨量投资（包括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只能是短期救急行为，最多可搞三五年，除非不怕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能够代替外贸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马车”，从长远观点看，则非消费内需莫属。但这一项正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之后，拉动经济增长中最薄弱的部分，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增强，充其量在透支消费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果然，据新华社电，2009年8月中旬，中国官方银监会主持开始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业务范围是除房贷和车贷外的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和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目的显然是为了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过，中国即使有像美国人那样的胆量，不顾后果地寅吃卯粮，也没有美国人那样的条件，能将金融风险转嫁于境外。所以，不论今后如何提倡信贷消费，这种性质的消费也不会在整个消费中占很大比例，像美国人那样成为社会风尚。也就是说，消费内需还是不可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宣布，2009年上半年GDP增长的7.1％中，消费贡献率占3.8％，超过了一半。上文已作分析，这一贡献率主要依赖于特殊时期超量投资的带动作用，李代桃僵，不能当作常态情况下可持续的根据。另一个数据如果真实准确的话，则据之有效，即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税前工资，在此期间同比增加了12.9％。但这一数据遭到了社会上人们广泛的质疑，认为没有可信性，不能算数，连统计局后来自己也承认，统计面过窄。因为占工薪族大多数的私有企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外，统计重点集中在少数行政事业单位吃皇粮者，少有代表性。不要说在全球大闹经济危机期间，世界各国都在裁员减薪，唯独早已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工资反而逆势上扬，工资总额竟然两位数增长根本不可能，即使危机影响消失，今后也再难增加一元钱。之前，曾有新华社记者报道说，在珠江三角洲私有外向型企业发达地区，1990年代以来，10多年间，在该地区外贸出口蓬勃发展的同时，占职工大多数的农民工工资竟然平均只增加了68元，如果扣除此期间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人们可能认为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悖于常理的荒唐情况，那就错了，今后10多年，也许20多年和30多年，再想平均增加68元，恐怕还是个奢望——除非通货膨胀而工资也不得不水涨船高。谓予不信，咱们不妨拭目以待。
　　不久之前，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广东省2009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上限（警戒线）为12％，下限为零和负增长。7％的基准线相比2008年的10％，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下限为零和负增长，特别是负增长，可能是自有指导线公布以来首次出现。除了广东之外，在已经发布工资指导线的几个省市中，跟往年比较，也大都相应下调了今年的工资增长指导线，其中青海、云南的基准线相比2008年下调了4个百分点。其实，所谓“上限”，不过是虚晃一枪，下限负增长则是为企业求生存的重点之笔。人们应当佩服这些省市经济工作领导者的长远眼光，将工资负增长作为官方指导企业薪酬的方针，乃是实事求是之举，虽不能叫好，也无可指谪。
　　中国现在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时期，维护社会稳定，乃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至少在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直接为这一任务服务。而欲社会稳定，首要条件是降低失业率。如果工资增长影响到企业经营，两者发生矛盾怎么办？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会作出有利于就业而牺牲增薪的选择。即所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标准说词是，企业因不堪增薪压力而倒闭，工人饭碗没有了，连低工资也拿不到。所以，即使工资长期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工人们好。保企业才是硬道理。事实上为保企业，现在并非只有工人作出牺牲，国家税收也在减少，出口退税政策连续出台便是一例。据报道，2009年上半年，全国税收因此下降6％，减收1895亿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的同时，税收同比负增长，其中最大因素当然是为企业减负。
　　可是，减税之后，国家财政收支天平可能失衡，所以不能只减不增，应当有减有增，分别对待。即出口外销企业减免退税，内销生产企业不但不减，有的反要增税。不要担心后者增税后影响生存与发展，他们会将税负转嫁于国内消费者，而前者则不可能。让我们先看一篇社评文章（摘要）：
　　“《广州日报》刊登社评指出
　　“提税成本转嫁百姓不能成为惯性
　　“《广州日报》8月1日刊登评论说，白酒消费税的调整日前正式执行，一线白酒已经开始涨价。广州多家大型商场名酒的涨幅均在6％——9％之间。在北京，经销商也接到了茅台、剑南春的涨价通知。白酒消费税调整，对企业影响不大，对消费者影响却是立竿见影，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消费者的负担加重。很显然，这已经与调整白酒消费税的初衷相悖。
　　“现实中，类似白酒消费税的转嫁成本现象并不少见。本来是针对开发商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开发商却轻而易举地将成本转嫁给购房者，或者直接拉高房价，或者圈地捂盘惜售；本来是针对烟草厂家和专卖系统的香烟提税，市场上随即传来香烟涨价的消息……
　　“据说酝酿已久的资源税改革已经正式启动，尽管具体计征方式目前尚无定论，但鉴于提税的成本转嫁效应，公众同样有理由担心，本来是针对资源垄断型企业的资源税，最终会不会又变成由消费者来承担税负，而且从理论上说，资源垄断企业比烟酒企业更容易转嫁成本。
　　“社评指出，形势的变化需要税收政策与时俱进。有些税的确需要调整，但不能每出台一项新的消费税政策，或是对已有的税率进行调整，结果变成只有一个——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这对有关部门也是一个提醒：不能以传统的单一思维来看待税收问题，税率的调整涉及面广，影响大，而且其影响很容易累积到终端——消费环节，直接作用于消费者。因而有没有必要调税，如何调税，怎样才能将税收扛杆用得恰到好处，既起到调节消费的作用，又不额外增加民众的负担，需要有关部门综合考量。”
　　社评认为转嫁成本于消费者，与调整该项商品消费税的初衷相悖的观点值得商榷，太低估调税政策制定者的学识与智商了，他们会预见不到这种后果？退一步讲，即使调税政策制定者主观上非常不希望提税成本转嫁于老百姓，但在客观上，如上文分析，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这种转嫁惯性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反过来说，只有实行不以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为最高经营目的，而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生产宗旨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才能避免转嫁提税成本于消费者。
　　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一方面大幅度出口退税，为外向型企业减负，另方面又在国内提税，为内向型企业增负，优惠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亏待国内老百姓。为什么要这么做？激进左派人士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中央有关政策制定者混账，那就错了。他们这么做可能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但这种在国内显然不得人心的经济战略措施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更不会直白地“透明”公示于人。笔者是个工人大老粗，原来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非常想向有关学者求教，奈何人家对我不屑一顾，只得独自胡乱猜测了，错误难免，尚望有识之士指正。
　　其实，为外向型企业减负，出口退税，这一好处中国生产企业并得不到，最终还是被外国订货商通过压价手段转让出去，已有知晓此中外贸内情的人揭示过了。中国企业既然得不到好处的出口退税政策为什么还要坚持？人们或许匪夷所思，目的可能正在于此。近年来，特别是美欧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贸易领域频频对中国反倾销。其中，在现阶段，当然有经济危机迫于其国内就业压力的因素，但从长期看，更是为了遏制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岂会不知道中国软肋之所在？
　　中国某些知名学者面对西方列强的反倾销，底气十足地说，中国有实力打贸易战，这是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但现在西方的有些反倾销，经济上就无法解释。因为大凡搞贸易保护主义，主观上无非是欲达到利己目的。有事先明知结果将是损人又损己，而且损己大于损人的贸易保护主义么？例如，最近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奥巴马总统批准的对华轮胎输美反倾销特保案，就是一例。中国输美的是低端轮胎，美国因人工成本高，多年来早已不生产了，所需都是从国外进口。特保案通过后，对中国输美轮胎第一年加征35％，第二年30％，第三年25％的关税，实际上是对中国轮胎关上了大门。他这样做，不会在美国新创一个工作岗位，相反，将使其从事中国轮胎进口、运输和经销等行业的数万人失去工作。目前，美资在华有4家轮胎生产企业，占中国对美轮胎出口的大头，约三分之二，“反倾销”将直接损害这些美资企业的利益。这个特保案决定只是将从中国进口的那一部分轮胎转换到其他低成本国家而己，那些国家还可以抓住美国市场供求不足的机会涨价，而美国消费者将是埋单人。总之，这个中国轮胎输美反倾销特保案对美国一无所获，有害无利。连其国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奥巴马新政府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当然，他们也像中国某些知名学者一样，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
　　美国国会和总统审议批准的这一决定，是一项战略性的政治决定。不要以为现任美国总统是黑人，他就不代表美国资产阶级利益了。任何人当选上任，他都要服务于美国资产阶级最高利益。他们的最高利益是什么？就是促进实现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中国有人认为，奥巴马上台后，其对外扩张侵略势头有所收敛，这对我们有利。我持不同的相反观点。打个类似比喻。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开始对解放区是“全面进攻”，后来遇挫，改为“重点进攻”。美国也一样。前苏联集团分崩离析，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美前总统小布什忘乎所以，四面出击，以“反恐”为名，接连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果深陷其境。加之发生金融经济危机，自感力不从心，也不得不将进攻从“全面”转为“重点”。重点是谁？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更是认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只有解决中国这个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不在话下了。看来，在学习毛泽东《矛盾论》这一点上，美国领导人比中国领导人更善于活学活用。因而，奥巴马准备撤军于伊拉克而增兵于邻近中国的阿富汗，甚至极其罕见地对其老冤家——俄罗斯作出让步，推迟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目的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美国一参议员访问缅甸，同缅甸最高领导人密谈，美对缅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不再敌视了。随即，缅军政府在处理其“内政”时发生排华事件。美访缅，缅排华，两者没有关连吗？可以预见，由美国主导针对中国的事件，将越来越频繁地在世界各地发生。煽动与支持“藏独”、“疆独”闹事，分裂中国，都是他们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一招不成，再换一招。美国人可能发现，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遏制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是打击中国的外贸出口，从而促使失业率飙升，引发社会动乱。输美轮胎反倾销特保案实施后，据说将影响中国10万人就业。这一特保案不会是孤例，“反倾销”将接二连三不断地出台，而且，其他西方国家在霸头的带领下，将群起效尤。危险的是，中国某些上层人士不知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不愿面对严峻的现实，视而不见美国人的险恶用心，还在一厢情愿地欲同誓与我们势不两立的人在经济上实现所谓“双赢”。其对策是搞出口退税，继续压低出口产品成本，以保持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使外贸这驾主力“马车”遭到重挫。
　　对外，既然不得不让利于人，国外损失国内补，就只能对内要求民众顾全大局，增负于民了。因为，国家财政收支天平不能够长期失衡。形势比人意强，这同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愿望完全无关。即使他们良心大大的好，非常愿意为人民谋幸福，也不能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而行。这是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短期利益诱惑，搭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这艘贼船以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市场丛林法则使然。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无法扭转局势，中国老百姓只有挨宰的份。现在的新问题是，这么干下去的后果是国内消费更加乏力。经济问题以前被外贸出口长期连年大幅度增长掩盖了，如今则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必须迫切地解决。不然，外销和投资被排除之后，中国经济以后由谁来作为主力拉动增长？
　　现在，指望消费内需代替再也靠不住的外贸出口和只能短期实行的天量投资，成为今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主力，似乎已是政界和学界人士的共识，但是它有可能担当得起这一角色吗？我认为，中国只要放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经济发展战略，继续坚持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参与全球化经济中自甘堕落，搞什么发挥“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就绝无可能。请先看两组数字：一，1980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1980年51％，1990年50％，1995年47％，2000年45％，2005年38％，2007年35％，呈逐年下降趋势。概括地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80年——2007年下降了35.9％，而美国同期则上升了14.3％；二，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50％左右。这无可置疑地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逐渐深化“比较优势”和“竞次战略”的可悲结果。
　　居民消费和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下降趋势能够扭转过来，止降回升吗？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完全没有可能——当然，前提条件是一条道走到黑，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继续谈一下中国将长期面临的国际形势。上文已有所述及，但还有补充必要。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将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准确地说，应当是“敌手”，必对之遏制与破坏，直至崩溃而后罢。他们这一战略意图，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除了政治盲人，谁都看得见。不论我们如何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改变。甚至即使采纳极右分子的主张，改旗易帜，自我消除“共产党”、“社会主义”这类刺激西方敌手的字眼，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战略意图，前苏联——俄罗斯就是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中国搞衰弱，像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对他的霸权根本构不成挑战。为此目的，他们各方面多管齐下：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台独”、“藏独”和“疆独”分裂势力，不断给中国抹黑，添乱找麻烦；军事上，在中国周边组织反华军事同盟，建立军事基地，保持高压态势；在经济上，找准了中国软肋下手，正在不约而同地对华提出“反倾销”贸易法案，使你疲于应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