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钟摆”式国有化的路径

JimRogers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每次又各有不同。
　　   100年前的1907年，当时尼克伯克信托银行破产导致了华尔街的信贷危机，一场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大恐慌肆意弥漫开来，市民们彻夜排队等候取出他们的存款，然而这种挤兑效应更加剧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紧张，没多久8家银行和信托机构倒闭，连锁效应推动了人们变本加厉的恐慌。直到以J.P.摩根为首的一些大银行家联手筹资托市，才使得情势缓和起来。
　　   100年后，早已摆脱早期粗放形态的西方银行仍然无法摆脱逐利本质，在房价下跌触发的次贷危机蔓延波及下再次复制了大恐慌，然而这次，没有什么大银行家能充当救世主，于是政府再次走到台前，无可奈何地祭出“国有化”的法宝，稳定金融市场情绪。
　　   几十年来一贯推崇银行私有化，并且不遗余力“怂恿”发展中国家放开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的西方国家，此番“自食其言”、大张旗鼓地国有化本国银行，的确令人大跌眼镜，也难怪常常跟美国过不去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布什现在已转向我的左边，布什同志宣布他将购买私有银行股份。”
　　   两相比较，历史发酵出的讽刺感令人良久回味。
　　                      银行国有化，从扭扭捏捏到大步朝天
　　   事实上，去年次贷危机就导致了英国北岩银行陷入困境并引发储户挤兑风潮，这是英国140年来的第一遭。今年初，英国政府拒绝了私人买家收购北岩的请求，暂时将之收归国有。
　　   美国政府当时还不能苟同英国的做法，在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摇摇欲坠之时，美政府还是选择撮合摩根大通将其收购了之；金融风暴扳倒了雷曼兄弟后，扭捏的美政府也只是让其破产，并让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同时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收购银行不良资产。然而，“救市”策略非但没有稳定人心，反而令股市再度跳水。
　　   欧洲人则在 10月 8日召开的欧盟成员国财长会议上推出了“一揽子银行救助计划”。10月13日，英国率先拉开了银行国有化的序幕：英国政府宣布动用370亿英镑入股皇家苏格兰银行、劳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将其部分国有化。这些措施是政府企图用国家的信誉作担保，使***放心。而这一举措在之后两天的股市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10月14日，原来只是想用政府资金收购银行不良资产的美国财长保尔森终于改变了主意，宣布政府将从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中抽出2500亿美元，计划购买花旗和摩根大通各250亿美元的优先股，美国银行与美林公司250亿美元的股票也将被收购。此外，政府还会购买200亿美元富国银行的股票、100亿美元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以及道富银行、纽约银行各自30亿美元的股票。自此，美国终于一改扭捏姿态，展开了银行“国有化”进程。
　　                       欧美“社会主义改造” 只是戏称
　　   “实际上，欧美国家目前国有化的案例，是资本主义经济最为鲜明的体现。至于西方某些媒体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说，只是一种戏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王曙光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批被“招安” 的金融机构的态度，不难发现，国有化其实是政府与财团之间一笔“愿打愿挨”的买卖。“它们都巴不得被暂时国有化。” 王曙光指出。10月初，美国国会曾对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一拖再拖，多日未能通过，据外媒报道，保尔森甚至向女议长“下跪” 哀求，都未能奏效。但是这一计划最终得以通过，并从中特意安排了2500亿美元，用于政府购买这些金融巨头的股份。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转变？王曙光表示，这正是那些金融财团在国会上下斡旋的结果。“这就是具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项法案是否能够通过，要看利益相关方在国会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可以说，那些大型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在国会中的力量相当强大，他们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利益群体，尤其是在参议院。这也是为什么参议院对7000亿的救市方案始终没有为难的原因。”
　　   国会中各种力量的博弈，正是这场“国有化运动”的幕后主线。那些垄断巨头如今虽然堰旗息鼓，但是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经过各种讨价还价，他们在国会仍然可以争取到众多的利益代表，帮他们投上最重要的一票。而作为财团们代言人的议员们相信，只要这些巨头们活过当下这口气，将来一定还能产出闪闪发光的金子。
　　   “当然，政府的力量早晚会退出。那些财团也不会允许政府长久霸占这笔祖上传下的资本。国有化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开始喜欢政府指手画脚，那些金融机构在前途明朗之时，奉行自由竞争，只是目前形势逼人，不得不采取非常策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在危机过后，政府将会以退出股份的方式，彻底交出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权。”
　　   可以理解，美国***反对用庞大的财政收入来拯救这些“烂摊子”。对此，王曙光预计，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可能会在危机过后，拿出每年利润的一小部分用于公共支出，例如公共性住房的建设。“这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而且这种对公众的砝诺，也是他们在国会讨价还价的硅码。这正是美国财团惯用的手段。”
　　                           西欧的“国有化传统”
　　   对于“国有化” 的态度和理解，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中国国际商会研究员孟庆法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认为，与美国相比，欧洲人总的来讲比较能接受国有化。
　　   实际上，在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过程，而且随着政党轮替，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始终在交替进行。在1945～1951年以及1974—1976年左翼工党执政期间，英国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国有化过程，到1979年1月，英国的国有化经济占有率是：航空业75％、电力100％、造船100％、铁路100%、邮政100％以及电信100％。法国1982年颁布了《国有化法》，使基础化工、军火工业、航空工业为国家控股，银行中90％属国家控股。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国家控股程度最高的是奥地利。
　　   此次欧洲的银行国有化，最强烈的反对者是那些刚刚入盟的东欧国家。这种现象既有趣又令人深思。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刚刚将银行私有化，又要想法“回到过去”，这种感觉的确会让人有些不适。
　　   另外，在“国有化” 的认知和实施过程中，西方各国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孟庆法认为，美国式的“国有化”是一种“国家委托私人管理式”的国有化，并非直接由国家控制银行。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委托纽约梅隆银行作为其资金监管人，该银行也将成为美国政府委托管理其入注银行资本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英国式的“国有化”似乎更加彻底。对于掌握了控股地位的政府来讲，不但会参与银行的运作管理，还有其社会责任。英、德政府已公开表示，在新的银行体系中，将严格控制银行高管的收入，并停止发放年终分红和股息，以减少社会的收入差距。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国有化” 似乎不像英、德那样直接，其特点是在银行濒临破产时才由国家出手相救，但国家的股权不具有投票权，待银行好转的情况下国家会将已获利的股票卖出，退出银行。
　　   “这次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国有化运动，体现了长久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说，“现在各国政府，无论是偏好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更青睐政府干预的法德，都奉行务实主义哲学。因此这两种思潮，无关意识形态，只看是否合时宜。”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王曙光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国有化，可能将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隐患，将来私有化以后的金融机构仍然不愿意现避风险，在非常时期指望政府接管。而张明表示，政府大手笔入股，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份，政府也将在危机时期干预甚至决定企业的投融资方向。
　　    “未来，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的轮回还将继续。” 张明谈到。每当市场进入繁荣期，自由主义便会抬头，政府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但是繁荣期积攒起来的危机一朝爆发，构成系统性风险后，政府便会由幕后跳到前台，实行干预，凯恩斯主义又会复活，直到危机结束。资本富豪们有钱可赚为止。”
　　简单的说；赔钱时他们就搞国有化，有钱可赚时他们就搞私有化。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