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吃亏”生意

admin

　中国人是世界上赌性，或者说是投机性最强的民族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看上去投机性强，只是因为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奉行价值投资的中小投资者，最终跟中国的“英雄”们遭遇一样，下场都不大好。
　　上实医药只不过是中国上市公司长长的背信名单上一个最的例子，如果一个小投资者在股改的时候听信了它的股改承诺，并且看重正大青春宝的价值，他等了三年多的时间，最后并没有等到和女主人翁幸福地走向远方，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变成了别人的娘，而自己还要被当成一块肥肉，塞进郎的肚子里。
　　更令人郁闷的是，很多的人，把这种对弱者的侵占看成理所当然。他们会说，把眼光放远点，瞧，新上药的吕懂不是说了吗？几年后我们的收入就500亿、700亿了！就算你们上实医药的小股东吃了很大的亏，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吗？再说了，你们小散能扭得过吕董的大腿吗？
　　看见没有，弱者的利益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受到侵害，好像是天经地义一样。更为可悲的是，持这种观点的相当一部分人本身也是弱者，比如停牌前刚买了上实医药的小股东，或者上海医药或中西药业的小投资者，搞得他们长得不象羊一样！
　　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是：大盗总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而一旦灰太狼吃过了喜羊羊，羊汤的鲜美永远都令他难忘！我们已经用三年的时间验证了吕董“承诺”的成色，“新”上药的小股东凭什么相信他三年后的业绩预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吕董这样一个曾在中国投资银行里历练过的人物（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家历来名声都不大好），却管理着一个最需要讲诚信的行业。股改承诺要注入的中药资产中，绝大部分都和胡庆余堂有关，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留下了“是乃仁术”、“真不二价”、“戒欺”等传统的商业理念，“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一个有着这样祖训的企业，沦落到今天被一个以邻为壑的投机者所控制管理，也就难怪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到今天都没有出现了！
　　咱们也不用发“人心不古”之类的感慨，看看价值投资的真正赢家巴菲特先生是如何面对股东利益与公司诚信价值的冲突的，与所有的投资者和吕董们共勉。
　　巴菲特家族对金钱的看重极其出名，略举两例：
　　1930年，美国股市大崩盘10个月后，巴菲特出生了，作为股票经纪人的父亲已经很难帮人做成一笔交易，焦虑不安地去找巴菲特的爷爷，希望能在他爷爷的杂货店里找到份活儿干。所有巴菲特家的成员每周都会在杂货店干点活儿，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人，但只有巴菲特的叔叔在店里全职工作，并领取微薄的薪水。于是巴菲特的爷爷对他爸说，他已经没钱再雇一个儿子了。
　　1986年，巴菲特的女儿苏茜怀孕，因为室内的楼梯太多，不方便孕妇行走，所以决定装修。苏茜大致算了一下大约需要3万美元，而当时苏茜夫妇的能力根本就无法支付这笔账单。所以他们想到了去向巴菲特借，注意是“借”啊！请听听这位亿万富翁是怎么回答他女儿的吧：“你们怎么不去找银行？”然后苏茜只好一个人准备陪着一台黑白电视静养六个月，被去看望她的巴菲特好友发现了，通知了她的妈妈。好在苏茜除了有一个吝啬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慷慨的妈妈，她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飞到了华盛顿，给她换了彩色电视，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当然，所有的装修费用都出自巴菲特的腰包。
　　吕董看到这里，恐怕要说了：“你看，你看，要想成为世界首富，不但要对小股东狠，对自己的亲人，也要狠一点！”
　　别着急，往下看。
　　二十世纪50年代，一流的商品交易商安东尼。德。安吉里斯自认为找到了通过豆油赚钱的捷径，他有一天突然想到，既然没有人能精确地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豆油，为什么不把这个数字吹大一点，好从银行里贷更多的钱？安吉里斯的油罐位于新泽西州贝昂的一个仓库里，由美国运通下属的一家很小很小的公司管理，该公司开具可以买卖的仓库单据，确认油罐里有多少油，然后安吉里斯用自己的公司出售这些单据，或者以这些单据向银行抵押贷款，美国运通一下子就成为了这些单据的担保人。
　　安吉里斯在这些油罐里灌了大量的海水，而只有足够多一点糊弄检验员的豆油，打开龙头，流出豆油，如此而已。然后安吉里斯利用银行借来的钱，去炒豆油的期货，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幸福总是如此短暂，1963年，苏联的向日葵歉收，号称要从美国买大豆油，于是安吉里斯借入大量资金，买入了超出这个星球总值的大豆油，如意算盘着到时候以高价卖给苏联。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批准这笔交易，豆油价格一泻千里，安吉里斯借款的公司破产，其他的借款人拿着一大堆灌满了海水的豆油单据，要求美国运通公司赔偿高达1.5~1.75亿的巨额损失。
　　此前1964年年初巴菲特管理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750万美元，他开始以亢奋的冲刺速度投资美国运通公司，在保证不推动股价的情况下，买到尽可能多的股票。到1964年6月底，他已经在美国运通上投了300万美元，这是合伙公司当时最大的一笔投资。
　　安吉里斯的诈骗暴露之后，美国运通公司为了躲避因败诉而给股价带来的阴影，其总裁提议给银行6000万美元来解决问题，并且表示公司在道义上负有责任。但是一部分股东提出诉讼，认为运通公司应该保护自己而不是赔偿。
　　这时候，巴菲特做出了他的决断，这个后来都不愿为自己怀孕的亲生女儿借钱装修的吝啬鬼，提出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代表管理层的计划去作证。他在写给运通公司总裁的信中说，运通公司应该负起责任并赔偿银行6000万元，这“比起它宣称为附属机构的行为负责的言论，意义要重要得多”。他还将这6000万美元描述成象邮寄过程中丢失的红利支票，从长期看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我们觉得，三四年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提升公司的形象。因为它建立了远超过一般商业企业的金融正直和责任方面的标准。”
　　当然，巴菲特做出这一决策也并非单纯基于道德上的考虑，在运通被拖入豆油欺诈案发之后，他带着助手到各种场合去调查，美国运通卖的不是一般的东西，更不是寂寞，它卖的是“信用”，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品牌！调查结果表明，华尔街的污点并未传导到大街上，人们还是很愿意把自己和美国运通联系在一起。
　　道德上的诚实、正直也有其金融价值，运通公司在付清了所有解决费用，付出艰辛努力之后，股价一度下滑到不足35美元，但后来又上升到超过49美元。1964年11月，巴菲特的合伙公司拥有超过430万美元的运通公司股票。到1965年底，运通的股价一路上涨到70美元，巴菲特的合伙公司在这一只股票上的收益就超过了350万美元，这一年，他刚过35岁。
　　在美国运通这件事情上，巴菲特已经拥有了他后来称之为“高度可能性的洞察力”。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美国运通公司的价值并不是来自于现金、设备、房地产或其他可以计算的资产，如果有必要进行清算，它所拥有的不过是对客户的信誉！也就是说，巴菲特投资运通，并非基于财务数据的计算，而是基于对该公司核心价值的深刻理解和全力地维护！
　　表面上，他作为一个股东因为运通公司的赔偿而在短期内吃了很大的亏，但长远看，他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这才是价值投资的真谛：充分理解公司的核心价值，然后在价格低估的时候进入，在核心价值遭受侵蚀时，要奋力地去维护，而不要太在意它的短期波动和损失（与上实医药的小股东共勉）！
　　希望看到这里，上实的吕董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大事者总要“吃亏”，吃亏是福嘛，以后新上药500亿、700亿的时候，你现在吃的亏，不都回来了吗？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巴菲特吃亏是为了维护美国运通的核心价值，作为一个医药公司的上实医药，难道其核心价值就是违背作为法律合约的股改承诺，侵占小股东的权益吗？现在我们还不要求你如何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你连对全体股东的信托责任都不能担当，又如何去经营好一个需要高度诚信、高度自律的行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