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巴菲特告诉我应该这么做

VinodKhosla

　　    巴菲特曾经邀请我到奥马哈讨论税收政策。具体点说，他想知道美国已经资金缺乏，华盛顿为什么还要减少他们这个收入人群的税收。
　　    我在巴菲特的办公室坐下，“我前两天做了个计算，”他说，“我从没有用过避税手段，也没有用过税务策划师，算进每人必交的工资税，我今年交的有效税率比我的前台接待员少。实际上，我的税率肯定比普通美国人交的少。如果总统的计划实施，我交的会更少。”
　　    巴菲特的低税率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大部分富有的美国人一样，他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分红和资本收益。从2003年起，投资收入仅仅按百分之十五纳税。而一个前台接待员的收入，只要我们将联邦保险捐助税(FICA)包括进来，税率几乎多了一倍。从巴菲特的角度来说，这种差异非常不合情理。
　　    “自由市场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并使其有最大产出的机制，”巴菲特告诉我。“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市场在确保生产财富得到公平、明智的分配方面也是差强人意。一部分财富应该用于教育投资，让下一代享有均等机会，一部分财富应该用于维护基础设施，给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失败的人提供某种安全网。我们这些人从市场受益最大，我们应该交付更多税收才合理。”
　　    然后我们又就全球化、经理人报酬、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和国债，谈了一个小时。巴菲特尤其担忧布什取消遗产税的提议，他认为这个举措造就的将是财富贵族而不是美德贵族。
　　    “如果取消遗产税，”他说，“基本就是把美国资源的支配权移交给了不劳而获的人,这就好像组建一支2020年奥运会参赛队要从2000年奥运冠军的子女中挑选选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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