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市场经济i必然导致两级分化，吴敬琏是错的

Graham

　　许善达：缩小居民差距靠什么？现在很多人讨论，说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等等，有很多对所谓公平的讨论。这段时间我的分析是，从理论上说，我赞成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我不赞成吴敬链先生说的腐败和垄断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不是否认垄断和腐败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腐败和垄断加剧了这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的产生不是腐败和垄断。为什么呢？比如香港，总体来看，按照所谓腐败系数，国际上有一个机构在研究，我们是不承认这个研究结果的，但是作为一个参考嘛，按照世界上对于各个经济体腐败程度的分析结果，香港算是腐败程度比较轻的，但是统计数字证明，香港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说中国有腐败，对，腐败是加剧了收入差距拉大，因为有一部分得到灰色收入、权钱交易等，是非市场行为，就收入多了，普通群众收入少了，是不是把腐败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就不拉大了？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世界经济统计证明，对于那些至少我们认为相对来讲腐败程度没有那么高的地方，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所以我对吴敬链先生这个判断是不赞成的。
　　我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好在哪儿呢？就是效率高，创造财富多。为什么市场经济效率高？很重要的就是机制，搞了市场经济以后，每个生产者，这个生产者是指经济学的生产者或者企业家或者小个体户，每个生产者，大企业小企业都一样，都有一个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马克思曾经讲过平均利润率，咱们都学过《资本论》，每一个生产者，每一个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都想追求超额利润率，因为市场经济发展有一个平均利润率，哪儿的钱多，大家就往上投，最后利润下降了。
　　每个生产者都要追求超额利润率，他希望比别人赚钱多。那么，要想获得超额利润率，社会上对于资本的需求会增加，因为你要想获得超额利润率，生产效率比别人高，成本比别人低，技术比别人好，你就要多投资，你不投资想获得超额利润率是很难的。对技术的需求就要强烈了，因为你要改用新技术、新品种、新设计等等，这种需求就强烈了。你要老是像过去计划经济，永久自行车、飞鸽自行车，骑了几十年都不变，那有什么超额利润可言。所以一定要在技术上创新才能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对资源的需求增加，因为你要想效率更高，就要消耗更多的资源，能够设计出更多的产品出来，包括对于高级管理的需求增加，因为你要想追求超额利润率，管理能力要提高，对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水平要提高。对这几种要素的需求增加这样一个动力，在市场经济中总是存在的，因为每个生产者都希望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他就需要更多的资金，需要更好的技术，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高级的管理水平。
　　这种需求的增加，这几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价格就上涨，你说需要更多资本，谁有钱，价格上涨，需要管理，高级管理人员价格上涨。需要更好的技术，有技术的专家价格上涨，需要资源，矿石价格就上涨，同时表现出来的，对于普通劳动的需求是减弱的。所以市场经济里，生产者追求超额利润这样一个冲动是导致对于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的变化。需求强烈的，价格就上涨，需求弱化的，价格就会相对下降。所以我觉得前面那几种要素的所有者，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人格化的资源、人格化的技术、人格化的管理，价格上涨，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而作为人格化的普通劳动，比如蓝领工人，价格就会相对下降。你把这样一个需求的变化，从社会经济群体的结构来看，就意味着收入差距一定是拉大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必然的趋势。那么，按照我这个看法的话，吴敬链先生提的，我们主要的对策要放在防止腐败上，主要的对策要解决垄断经营上，我认为这都对，但是仅仅从这两方面下手是不能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不能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所以我的看法，真正导致原因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带来的。
　　这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这样的话，是否要放弃市场经济？因为既然说，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别的原因都不能主要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要想遏制差距拉大的趋势，就得废掉市场经济。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不成立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在这些分析里，我们都没有把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放在里面。亚当斯密时期，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讲到政府，那个时候，政府作为守夜人，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资本论》是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所有制，从这个角度讲，没有讲任何政府的职能。
　　我的看法，如果我们不搞市场经济，再回到计划经济上去，收入差距是可以缩小的，但是，经济效率太低，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虽然相对公平，但是经济效率太低，社会财富增长很慢，我们已经做出历史的结论，我们要放弃这种计划经济。又想坚持市场经济，还要来解决差距扩大的趋势，我的看法不是从市场经济倒退到计划经济上去，而是要在市场经济里，发挥好政府的职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过去市场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实际上从凯恩斯主义以后，从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后，所谓过去那种看不见的手，完全是看不见的手来调控经济，来影响经济活动，这样一个理念已经过时了，市场要有看不见的手，政府要有看得见的手，这个理念已经被整个社会和全世界都接受了。
　　所以我们中国的政府怎么样在市场经济里，能够一方面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提高效率，增加财富，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另一方面怎么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和研究人员、需要学术界要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的，要有理论的指导，我认为现在是这么一个时候了。当然现在分歧不一样，也有主张像吴敬链先生这样观点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提到学术界非常优先的研究课题上来，因为这个认识对我们的决策影响太大，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就导致完全不同的经济战略和决策。
　　所以从我的观点出发，我认为政府要研究怎么样能够把这两者所谓鱼和熊掌怎么兼得的问题，又要保持市场经济的效率，又要减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消费率，增加内需，解决供大于求的矛盾，这是对我们政府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术界和政府面临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没有共识，当然，政府要做出一个非常完善的决策也就很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学术界的研究太重要了，决定着我们决策的方向。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有学术单位、新闻媒体来组织这些研究人员，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能够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所以，通过这样的思考，我总的结论就是，我们从92年开始算，市场经济也搞了十多年二十年了，从78年、79年算，也搞了三十多年了，怎么样在这三十年的基础上来认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判断好政府在这里应该扮演的角色，政府用什么样的决策，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能够使得社会财富增加，居民收入增长，说起来叫做幸福指数等等，这些问题确实都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