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外资，是蚂蝗还是自身肌体组织？

CharlesDow

　　——兼谈以“对等开放策略”替代“对外开放策略”
　　在南方一些偏远的乡村，人们会让蚂蝗叮在伤口吸走淤血，然后，将吸饱淤血的蚂蝗扔掉。这时，不会有人把叮在身上的蚂蝗当作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器官组织。同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创伤和淤血的经济体，外资究竟是蚂蝗还是自身的肌体组织？在全体国民的观念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领导干部的观念上，这是一个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实，相对于本国经济体而言，外资是蚂蝗，它不是自身的肌体组织。这也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待来自于他们经济体之外的外国资本的基本态度。海外资本可以叮上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但你不可能叮上整个西门子，更不可能让你叮上德意志银行的股权。2006年度，境外资本仅仅在中国银行业的股权投资就获益100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境外资本在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等其它金融机构的股权性投资的收益。这是海外资本的奇迹，更是本国居民的悲哀。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外资是好或者不好，正如不能说蚂蝗是好还是不好一样，关键是看外资叮在经济肌体的淤血上还是叮在财富分配的动脉上。
　　其实，海外资本的属性是简单的、也是冰冷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本性之外还是逐利。可是，为了GDP、为了招商引资，我们往往对海外资本投入了太多的寄托、太多的遐想、太多的温情、还有太多的信任。海外资本的推销员说引进外资可以增加GDP，我们相信了；海外资本的代言人说引进外资可以带来核心技术，我们也相信了。前者可以兑现，后者难以实现，但是，我们却为此付出了经济成长期的青春，开始承受着资产的泡沫和生活品的通胀。丢失股权和丧失市场的经济成长一定伴随着财富的流失：留下了GDP，流失了利润，于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生活成本上升、生活质量下降成为中国经济成长之后大多数人的现实收获。
　　任何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中国的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应该由中国本土企业优先享有和优先投资，而不应该被视为可以任意挥霍的空气（其实，干净的空气也已经稀缺了）。回顾一下1958年，那时候的钢铁指标跟现在的GDP指标一样充满魔力，刺激着当时那个狂热躁动的经济体，于是乎，大片的森林从中国的自然版图上消失了，换来的只是一组好听的统计数据和一堆不好用的铁疙瘩。半个世纪即将过去，历史似乎在螺旋式地进步。历史的进步意味着我们难以重复50年前的历史错误，但是，这种所谓螺旋式的进步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重复着类似于50年前的现代错误。为了追求GDP和招商引资政绩,也为了引进核心技术和企业机制的理想和幻觉，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中国经济版图中最珍贵的二类资源：即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尤其是装备工业的市场资源和金融企业的股权资源。打开中国的经济版图，海外资本已经或参股或控股了大部分行业的主要企业，相应份额的市场也归之所有。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以类似的经济发展路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小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思考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选择对外开放策略的基本前提。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本应该是一场雄浑厚重的交响乐的乐章，但是，长期以来仿佛是一首模仿港澳台模式的流行小恋曲：主题是哀怨（抱怨机制不好），心思是出嫁（出售股份找婆家）。在这种浮躁的主旋律之下，各个行业的各大龙头企业纷纷粉墨登场，于是，才有了电信、石化、石油、银行、保险、基金、汽车、地产、食品、机械装备等各类企业与外资联姻的集体婚礼。
　　海外资本的盛宴早已开始，狂欢还在继续：曾经以接近于净资产的价格出售给外资的股权，现在本国居民和企业正通过QDII和“港股直通车”的路径重新高价回购；由于国有股份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外资而不是国内百姓，后者的财富还没有多到需要到海外投资的程度，可见，“港股直通车”实际上是打着一个给予国内居民全球投资的幌子，将中国资本项目的管制撕开了一个口子，从而为已经获利数以万亿的外资热钱顺利撤离中国提供了及时的铺垫；此外，在H股回归A股的过程中，A股的发行定价数倍于当初H股的发行定价，从而，H股回归A股成为国内投资者向外资二次送礼的运动。这一切都在持续摊薄着国内居民手中的财富。这种看似愚蠢的政策设计也许正是出自于一些外资背景的经济杀手与其海外利益集团达成默契之后的巧妙建议。
　　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海外资本背离其资本天性的现象，但是，却发现我们自身因为忽视了资本的本性而产生了过分的天真、过分的乐观和过分的放松。无论资本是穿着马褂还是套着西装，贪婪地占有和追逐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本性。兼并收购、占领市场、高效运转只是资本本性的张扬。资本本性张扬的过程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是资本和财富集中的过程，从而也是制造富人和穷人的过程。资本本性跨国界的张扬形成了全球化。全球化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财富分配的全球化，是资本和财富集中的全球化，从而也是制造富国和穷国的全球化。赞美资本化的人往往在意念中设想自己能够成为富人，赞美外资化的人往往设想外资能够施舍，赞美全球化的人往往设想自己的国家必然能够成为富国。但是，在目前强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里，这些设想可能永远属于泡影而难以成为现实。
　　资本运转的效率不能等同于国民福利提高的效率，二者往往是矛盾的，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矛盾的协调者。政府的职责是订立资本游戏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合格的政府是把资本的野性和效率纳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把提高全民福利、实现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放在轨道的终点并当作目标和归宿。但是，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往往高举着招商引资、公司化改制的大旗，错误地以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而不是以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工作中心，远离自己的职责定位，成为海外资本的附庸，成为贱卖国有资产和金融企业股权的同谋。在对外开放方面，地方政府竞相动用手中的税收、土地、环保等手段，让海外资本不仅享受国民待遇，而且享受超国民待遇。将行业内主要企业的股权优先出售给海外资本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的普遍做法。商业银行改制必须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曾经被写进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制度，国内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作为主要股东，等等，诸如此类的对外开放的规则和潜规则制造着或正在制造着中国国民财富流失的动脉出血口。
　　强国的政治家推动全球化是源于逐利的本能，弱国的学者专家欢呼全球化显然源于常识的无知。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强国对弱国的一种强制。美国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及其背后的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每天守候在国门之外或政府门前，盘点着中国市场的空间和重点企业的股权。为此，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是把本土市场和股权向外资出让到极限还是给后代留下一些？是用本土市场和股权去交换美联储电子化系统输出的符号化美元，然后持续贬值，还是去交换些其他的战略性资源？是坚持“一厢情愿的对外开放”还是坚持“平等互利的对等开放”？
　　既然全球化已经无法避免，那么，中国就必须努力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沦为相对贫穷的国家。既然市场和股权是经济版图中最珍贵的资源，那么，就不应该用市场和股权去交换日益贬值的二手技术，或者去交换符号化的美元，然后又以流动性过剩的名义将这些美元驱赶到高风险的境外资本市场。本土市场要用于交换海外市场，本土企业的股权要用于交换海外成长性公司的股权，政府部门给予外资进入中国的许可证（比如金融企业牌照）应该用于换取中国企业进入对方国家和区域的许可证。
　　因此，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应该是：以市场换市场，以股权换股权，以牌照换牌照，以席位换席位。中国政府的开放策略和开放口号不应该是“坚持对外开放”，而应该是“坚持对等开放”。
　　2006年12月2日初稿
　　2007年9月7日修改稿
　　中国银行业, 西门子, 股权投资, 保险公司, 管理公司